前日上午，常州武进一建筑工地上演了一场民工“跳楼秀”，虽然跳楼者最终获救，但是围绕跳楼本身以及周围看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的现象，仍然让人有一些沉痛的思考：如果哪一天，当人们对“跳楼秀”抱以习以为常的态度，当民工之死无法改变讨薪之难的现状的话，那么，民工兄弟还能拿什么来维权？
前日上午，武进某建筑工地，一外来务工人员因情感问题，向包工头提出要回家收麦子，希望包工头能把欠他的3000多元工资付清，为此双方发生了一点争执。包工头认为，工程还没有完工，工人不得借故离开工地。没想到该男子听完包工头的话后，竟情绪激动地爬上了正在施工中的大楼，坐在阳台上不停地大喊大叫，以威胁自杀的方式索要欠薪。在和包工头僵持期间，该民工竟不知从哪搞来了一块面包，一边吼骂，一边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为“债主”的包工头和围观群众看到此景后，竟在一旁窃笑起来。最后该男子还是在群众与公安人员的劝解下，自动下了楼，包工头也双手奉上了所欠的全部工钱。
民工“跳楼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对其的态度已由最初的同情与感慨，渐渐趋淡直至麻木。在层出不穷的“跳楼秀”背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跳楼秀”为何总是发生在民工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与保障之后？这种屡试不爽的“法宝”为何总是出现在与现实落差较大的外来民工身上，他们寻求的解救之道就只能用“自杀”来获取吗？
江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教授认为，作为弱势群体，民工天然不会成为大众注意的焦点，只有当他们突然以生命为代价，把自己推向死亡边沿时，他们的内心焦虑才有机会被更多的人关注。许多民工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帮得了我们”。劳动监察部门每年都要解决上千起甚至上万起“求助”，可这远不能达到外来民工所期望的目标，因为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这个事情处理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你等等吧！”或许正是这些听起来颇显关心的话语，才让民工无奈地选择了以走向绝路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权。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诸多业内人士的建议：民工应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真正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利，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设立一个固定的专门的机构来替民工维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妥善解决民工欠薪问题和其他权益的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民工以生命相要挟索要工钱的行为。常州一位领导说的好，外来务工人员现已成为加快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为常州的建设付出了汗水，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重新审视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在感到温馨的同时，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方一齐努力，民工“跳楼秀”一定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韩红军 王永钢 ,《江南时报》 2005年05月26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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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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