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被列为今年北京市头号重点督办的提案——《关于加强政府网站政务公开工作的建议》，得到该市纪委监察局的回复：政务公开将纳入该市政绩考核——将政府信息网上公开是政府机关一项义务，各委办局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对政务公开内容进行细化、分类和公开，下半年，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将对全市各单位政务公开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完成的情况将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5月20日《京华时报》)
“政务公开”纳入政绩考核——真算不清这是第几个被纳入政绩考核的东东了，从“环境保护”到“预防交通事故”，从“婴儿性别比”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绩似乎成了个筐，什么都可往里面装。说真的，初闻“某某指标纳入政绩考核”，正值“矫正发展观”这个政治概念炒得正热之时，我当时理解为此乃颠覆传统政绩观之创举。
可看到越来越多指标被纳入政绩考核、越来越多政府热衷于此道时，我警惕地意识到，原因恐怕绝非那么简单，其中必然纠缠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到今天的“政务公开纳入政绩考核”总算看明白了：“纳入政绩”泛滥是在回避和僭越法治，是行政部门将本该属于法律调整的事务圈入自己的行政羽翼下。
就说政务公开，这应该是由法律调整的：政务公开是阳光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不管你自诩公开多少，不管是多少繁琐的政务信息，只要跟公众利益相关，只要公众想知道，政府就必须公开——而政府认为这是属于依法需要保密的信息，政府要对自身的不公开进行举证，如果公众对政府举证不服，可向复议机关提请复议，审查政府不公开的理由是否合法，最后公民还可以把政府告上法庭。
也就是说，政务公开是应由法律驯服的：政府对不公开的信息负举证责任，公民不满意可以告政府，法律是公民知政权的武器——只有在这种法治逻辑中，政府才会规规矩矩地履行政务公开的义务。
而将其“纳入政绩考核”呢？看上去似乎以政绩引导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在回避和僭越法律——因为“政绩”只是官僚系统中上级掌控下级的武器，而不是公民手中的武器，只有法律才是公民知政权的武器，公民在“政绩”上使不上力！将政务公开纳入政绩考核，也就是将本应由法律规范的行为，转移到行政系统内部，由上级权衡和掌控。公民以法律为武器监督政府的政务公开行为，政府必须要面对每一个“刁钻苛刻”的公民，这是一种有效的“异体监督”；而行政系统内部以“政绩”要求政务公开，下级面对一个上级，这是一种低效能的“同体监督”。
在这种“同体监督”的行政系统内部，寄望“政绩考核”规范政务公开是虚妄的。所以，要想真正推进政务公开，只有通过立法规范，“纳入政绩考核”只会南辕北辙。
这种思考下，我们再去看那许多纳入政绩的东西。环境保护需要纳入政绩吗？谁破坏环境依《环境保护法》治他的罪就行了，看谁敢跟法律对抗！出生婴儿性别比需要纳入政绩吗？谁违反法律依法处理就行了，不必其他手段——而将这些本应属法律调整的事务纳入政府政绩，实质是在扩张行政权力中滋长“以权代法”：环境保护纳入政绩，环境就会成为行政权力手中的一种寻租资源；婴儿性别比纳入政绩，“生男生女”也会成为行政系统的寻租资源。
越来越多的事务纳入“政绩考核”而非法治，说明了我们法治国家建设中的“两张皮”：一张皮是“依法治国”，一张皮是“政绩治国”，实质是旧体制中的行政权力与改革所追求的法治之博弈。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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