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巧云提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开设私人商铺，并列出了住宅开设商铺的数宗“罪”：噪音干扰居民生活；商铺装修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市容市貌。（5月9日《北京娱乐信报》）无疑，那些“镶嵌”在居民住宅楼里的私人商铺给不少居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苦恼。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正是公民权利外部性的体现：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住宅开设店铺，是公民行使财产权的表现；而财产权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只要其行使符合法律程序，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应加以干预。另一方面，在居民密集的住宅楼里开设商铺，不可避免地让其他住户承担了额外成本，享受安全与舒适生活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制造损害者却没有承担相应代价。没有无边界的权利，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使不应侵害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利的外部性必须得到有效矫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以禁令矫正权利的外部性，并非公民权利时代的最优选择。
利用私人财产获取经济利益，这是财产权的基本内涵；而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内蕴着生存权的意义。对于不少百姓而言，利用自家住宅开设店铺是谋生之策；一纸禁令威胁的，是他们本已举步维艰的生存路径。
于是，如果政府选择出台禁令，那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加赔偿地一概关闭住宅楼里的私人商铺，就形同利用行政强制侵害公民基本人权，明显违背公平准则；如果逐户加以补偿，确保公民获得的正当利益不因店铺被关而受损，政府将面临令行不止的风险———因为禁令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可能遭到的抵制力量会更大。
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成本的，而禁令则是成本最高的政府行为之一。因此，面对公民权利的外部性问题，慎用禁令是政府应有的基本态度。
权利冲突无处不在，在一个崇尚公民权利的时代，人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将这种外部性尽可能降到最小。
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解决权利的外部性，关键在于确定哪种损害更无法容忍以及如何对受损者予以补偿；而在存在交往的社会里，只要交易费用足够小，人们可以通过明晰产权基础之上的自愿交易与谈判，解决外部性问题。
对涉及财产权的外部性问题来说，科斯的解决方法更符合公民时代的要求。对于利用住宅开设商铺这一问题，首选策略不应当是出台“一刀切”式的禁令，而是促进公民之间通过谈判与契约的方式减少外部性。具体而言，与其禁止所有居民利用住宅开设商铺，不如制定标准化程序，促使居民在利用住宅开设商铺之前与相关居民（或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订立契约，让店主们承担相应责任，既保障公民处置私人财产的权利，又防止其他公民的权利受到过度影响。
□毛飞（北京公务员）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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