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报纸某日感慨，它当天报道了4个听证会。就说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就圆明园防渗工程举行了听证，国内若干景区举行了门票价格听证，城市居委会在听证，农村村委会也在听证，听证会可谓如火如荼。听证会多了，埋怨“说了白说”的人也多起来，他们怀疑听证会就是“民意秀”。
对听证会的质疑，部分地来自对听证概念的误解，最大误解莫过于把听证简单地等同于民主。餐馆开在居民小区，自然有利可图，现在武汉时兴由居民代表投票，决定是否许可。这其实是“居民公决”，将这种民主投射到听证会上，以为听证就是政府“倾听人民呼声”，是“转型期一种民主操练”，就值得商榷了。
听证渊源于英美法系的自然公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做出裁决前必须给当事人以充分陈述、申辩的机会，必须在听取当事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裁决。必须指出，听证会并非座谈会、茶话会，当事人不是简单地选择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而是阐述理由，提出证据，质询证人，并且可以聘请律师，进行口头辩论。很显然，听证会本质是一种权利救济程序，而非政治上发扬民主。
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在《自由的法》一书中，评述了几任美国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后，参议院举行听证的情况。参院是美国立法机关，但它有权审查总统对高官的提名，为此举行的听证会具有行政听证的性质。获得提名的人，自然受到某些势力的支持，同时也遭到某些势力的反对。参院的听证就是听证，它既非发扬民主，亦非“倾听人民呼声”，其宗旨是弄清支持提名和反对提名的理由。听证会传唤证人决不讲究什么“代表性”，而是诸如前总统、前首席大法官、前司法部长、有影响力的法学教授和律师等人，关键看他有无真知灼见。
自然，我们可以不拘一格，把听证发展成一种民主形式，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赞赏，但实践证明效果不佳。比如圆明园防渗工程，纯属一个科学问题，推举教师、工人、学生、编辑、离退休人员的代表出席听证，无助于明辨是非。再如价格听证会，民众代表往往倾向于反对涨价，但结果并非如此。民众发现结果没有体现民意，就有一种受骗感，容易产生怨怼情绪。这样的民主，不仅无助于人民当家做主，而且把政府置于民意对立面，必定削弱政府权威。
听证会应当回归听证的本意，从泛泛的民意回到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从民意表达回到权利的有效救济。听证是一种行政或司法程序，通过给予利害关系人讲理的机会，避免损害其合法权益。凡涉及公众利益的听证会，重在保障公众的某种具体利益，而非泛泛地民主一回。在这种听证过程中，公众自然要推举代表，表明立场，阐明理由，但这不是关键。打过官司的人知道，要想官司赢，还得请律师。专业人士，比如价格专家、公共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比公众更能提出真知灼见，从而有效维护公众的权利。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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