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NGO管理法草案修正 斗争让位于法治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向来受到政府重视，如何既强化管理力度，又能提供必要的服务，也一直考量着立法决心。近日传说的消息称，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草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相较于二审草案，这个版本的法案删除了三条限制。

　　解除或放宽后的三条限制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可以不止一个，可以按需申请设置；删除了二审草案中驻在期限五年的限制，不再设限；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招募志愿者和聘用工作人员，也不作限制性规定。除此之外，也有其他一些调整。

　　上述三个方面的删除，涉及到机构、人员与活动期限，对境外非政府组织都很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境外组织在华的存续与生命力。相较于过度苛刻的二审草案，三审草案更贴近现实，将立法的原意从规训境外非政府组织后退到管理立场，至少能与法案名称相符。

　　境外非政府组织立法安排出台后，曾经引起国内外很大的争议，在华机构也都有疑虑甚至是批评。这些反应不只是说对立法动机怀有疑惑，也因为最初的草案质量显见不足。如今三易其稿，法案质量有了提升，更主要的是，支撑立法的动机显得更加正派。

　　易言之，删除的三个限制规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已经不再把境外非政府组织看作是洪水猛兽，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存在，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再正常不过的方式，是联系中国与世界的再正常不过的渠道，是提升中国开放与文明程度再正常不过的力量。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不止体现在删除限制性条款上，还包括三审草案缩小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和范围，将那些从事教育、科技等交流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剔出本法调整范围。学会辨别境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笼统地一味排斥，也体现了信心与见识。

　　目前在境内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接近八千家，历史地看，这些机构在最近三四十年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进步，也及大地提高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经验。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共同成长，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资源与经验，这是立法所认可的。

　　概言之，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贡献，一是在价值观上，持之以恒地给予慈善与公益理念的提示与指引，促成了本土NGO生态的形成与发展，三审立法草案不是要中止这个进程，而是要通过强调服务来接续它。如此立法起点与条文的理念，理应被执行机构接受。

　　二是在资源输入上，境外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资源早已形成有效的、良性的补充。尤其在一些诸如艾滋病防治等边缘且重要的议题上持续合作，并且与国内草根组织建立了广泛合作，删节限制性条款意味着立法者对这一块的态度，也是秉持善意的扶持，而非排斥。

　　应当承认，即使在现有的法规范围内，境外非政府组织始终受到有力的监管，绝不是处在法规真空当中。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案通过后，会使得管理更加精确和专门化。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更应当放松对境外NGO的警惕心态，取消抵制，做强服务。

　　境外非政府组织立法几经修改，也是个好事，借助立法过程中必要的讨论，凝聚共识，也是对大众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普法，也是启蒙正确认识的过程。切勿一听到“境外组织”四个字就过敏，它们实际上被周全的法规约束着，这也是三审草案删除严苛规定的社会基础。

　　总之，华洋之辩很容易引起某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的疑心，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疑虑重重，处处设防。要知道，我们与它们共存了几十年，不知不觉地受其裨益。而今，立法者三易其稿，将立法原意从恐惧设防纠正到常态服务，斗争思维让位于法治思想，我们理应巩固这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