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墙争议是为找到可说服的权力

住建部近期出台的文件，其中关于对封闭式大型小区的规定，尽管不到百字，却引发了少见的广泛热议。社会对这个政策口径表达了较为严重的关切，从物权法法理、治安管理需求、城市交通现实等诸多角度表达担忧，产权问题成为一个舆论“爆款”产品。

对于舆论上的担心，住建部也出面安慰，但是在解释上只说是“逐步”，“不等于拆围墙”等，对于担忧所指向的产权之忧少有解困的力度。在一份通稿中，有关部门更是引用“民意”，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政策做法，至于“民意”本身的质量，未有进一步解释。

如果按照物权法的解读路径看，本次关于小区开放与否的争议，是这部法律在七年前颁行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共讨论。小区所涉及到的大多是中产阶层，他们对产权的意识与“领土”观念，因为政策中常见的含糊表达，受到了震动，众生喧哗也是在所难免。

从主管部门的解释思路看，是把现有的舆论喧腾看作了“误解”，不是文件的文本出现问题，而是民众的理解出现了误差。而对政策的含糊部分，则寄望于用时间来化解。总的来说，物权法所普及的民间产权意识，在显著的紧缩政策前，不知所措，唯有发声不满。

小区开放与否涉及到比产权更复杂的诸多问题，开放小区不只是简单的“街区式”概念，随着破墙涌进小区的必然还包括但不限于治安问题、市政问题、社会文化心理碰撞等。住建部的政策等于是为这么扰动了这么多大问题，却在疏导办法上显得薄弱。

应该看到，以政策规定打开小区，所动摇的不只是中产有房者的本就惶惶不可终日的产权意识，还影响到社会其他成员对于自身安全感的想象，两者通过经验“补足”了政策有意含糊的部分，从而发出了惊慌的声音。这种萦绕在声音上的生存之忧不该被一笔抹杀。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发出不同意见，希望对单方面“开放”小区提出质疑，都是为了找到可以说服的权力。无论质疑者的出发点是什么，一定是因为权利意识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扰，而相关的政策并不能提供慰藉。这种不安单靠某些对政策的附议是无法克服的。

而在这么强烈且广泛的担忧出现之后，主管部门的为难之处也是明显：它一方面依照政策制定中含糊的习惯行事，另一方面无法靠这种习惯回应大众质疑。这也从方面证实，物权法之后的七年，私人产权所建基的基础并不那么牢靠，以致于一条原则性政策就能动摇它。

在舆论闹腾当中，出现了两类较为极端的声音，一种是诞生了各种阴谋论，用来解释政策逻辑及制订的动力；一种则认为可以用立法等更高手段来调控物权法，从而让政策立于不败之地，用缺什么来补什么的办法来捍卫政策权威。这是舆论争议找不到可说服权力的必然表现。

而在较为常见的不忿之外，舆论还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小区先从开放机关单位开始，进而将政策的社会反响引向行政部门，用一种近似激将的言说技巧，将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推到一个有待检验的状态。舆论在政策的含糊地带，自行开辟出公平公正的悬疑。

多少年来，“开放”一直作为正当的公共理性被加以宣扬，为何以“开放”为宗旨的政策却遇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弹？如果存在着一种“可说服的权力”，理应对此有真诚的审视，不仅是审视质疑声音，也要打量政策本身，否则，又会给将来埋下某些不解的因果。

在观察围绕小区开放与否的舆论时，也可以看到民众拾起了他们久违的权利论述——谁也不敢确定这种举动会否得到如意的结果——但至少让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损，有些声音并没有彻底丧失。政策的是非问题，又一次在社会激起了久久不散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