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成本控制应该交给行业自治

中青报报道，3月10日上午，慈善法草案中的第60条有一条规定“慈善组织……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出当年总支出的15%。”于是乎，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21组的讨论会猛然间热烈起来，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委员们对这一条有激烈的意见，全国政协委员、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志列，撸着袖子大声道，“15%的管理费太高了！”

委员们对于这一条规定的激烈反应，首先是出于经验，以往见到的对慈善组织的管理成本讨论只有10%，如今管理费提高，意味着受益人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慈善组织可以给自己支配的却越来越多，让人忍无可忍。基于此，委员们还提出建议，对于资金规模更大的慈善组织，要进一步减少对于行政成本的支出比例。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和民政部门的实践，募捐成本、行政成本、项目成本统一被算作行政成本。在没有民间慈善之前，政府部门发起的慈善组织，工作人员还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情况下，不仅不需要考虑工资，房租也有政府安排，募集资金依靠的是红头文件下发到各级单位，或者各级媒体的宣传支持，慈善捐助的最后落实也往往依托了地方基层组织完成。

这样的执行体系，并非没有成本，而是在其他渠道上转移了成本。如果将各个环节的执行都折算成市场对价来计算管理成本，这个比例恐怕瞬间爆表。仅仅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募捐信息，按广告费纳入募捐成本来计算，已是被悄然抹去的重头。

然而，即便是在政府系统之内的慈善活动，硬性的套用管理成本的规定也存在明显的疑问。最典型的就是法律援助类型活动，法律援助和其他扶贫济困并不一样，受助人需要的是软性的服务，而不是硬性的钱或者物资，提供软性服务依托的是有专业能力的个人。一个法律援助类型组织的成本，基本上就是行政办公、差旅、调查、律师补贴、法庭费用等等。按照现有的计算方法，如果法律援助律师不是天天给受助人送米送面送油，而是帮助他打好官司，管理成本达到百分之百完全有可能。如此而言，越是专业的服务类型机构，越是面临违法的风险开展工作。

不过，技术上的变通也并非不可能。法律援助机构如果不亲自提供法律援助，而是将相应的费用一并拨付给受助人，再由受助人自己寻找律师，这样能保证不违反管理成本的规定。但是，受助人如果用这笔钱反过来邀请援助机构里的志愿律师，更像利益输送而不是法律援助。一般需要法律援助的案子缺乏商业价值，在市场上很难请到律师，即便请到也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如果硬性的为了合法而合法，法律志愿援助服务的精髓和价值被抵消，捐款人的善款使用效率更低，对慈善而言只能是得不偿失。

因此，从委员们激烈的反应来看，他们对于慈善的正规运作和防范贪污腐败，有着热忱的投入。然而，委员们对如何抓住慈善良性发展的根本要素缺乏基本了解，依旧停留在希望小学和送旧衣服的层面上。

如果同理来对比，这些管理着大型企业的委员们应该很好理解，企业当然有控制成本合理化的要求，但企业的根本任务是追求更大的利润，控制成本不需要政府的硬性规定作为指导，各家企业在生存的竞争中已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控制。对于慈善组织而言，慈善组织也同样需要合理控制成本，更要追求如何服务社会中的人群。成本总量的硬性控制，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形态面前，很难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性标准。如果各个机构只会为了应对审计而从技术上满足这一规定，这一规定又失去了实际的指导意义。

为此，管理成本的比例不存在高低，而是不合适由政府一刀切，如同企业一样，慈善组织自由的竞争，会给全社会一个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