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权与幸福权 缺一不可

　　当地时间29日，习近平抵达法国首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此次大会首要目标是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新协议。新协议将确定2020年后国际社会如何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样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会成为大会焦点之一。

　　六年前，中国被西方一些媒体指责妨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取得成果，六年后中国诚意十足，决心坚定。首先规格上已经是最高级了，国家元首亲自出席开幕活动。习近平出席一方面是中国对此次大会的重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2009年，中国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特别是房地产行业，这一行业又关系到上游的钢铁、水泥、玻璃制造等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发展。换句话而言，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利益格局没有给中国留下更多减排承诺的空间。

　　六年后的情况却大不一样。在习近平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也就是30日，北京市的PM2.5一夜之间增加7倍，发布了今年首个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六年前，许多国人尚不知道PM2.5为何物，六年后，这一数值就与国人息息相关，甚至经常成为讨论的话题。从PM2.5纳入强制检测项目并公开发布，到最强《环保法》开始执行，国内的环保压力开始倒逼政府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

　　而自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罪魁”，而那些承担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的海岛国家也担忧中国“不负责任”。这些指责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首先从人均排放量上看，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忽视自身的历史责任，用横向标准来指责中国的碳排放并不合适。

　　由于哥本哈根大会无果而终，此次巴黎大会变得更为务实，各国在开会之前都做了功课，到目前为止，已有约170个国家提交了自主贡献方案，大大超过此前预期。中国不仅提出到2030年前碳排放减少60%到65%等量化目标，而且还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阐释要进行的行动。此外中国还承诺，到203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减排任务归根结底还是发展权与幸福权之间的平衡，发达国家已经度过了依靠高排放、高耗能发展经济的阶段，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才刚刚开始经济起步。尽管减排在道德上占据高点，但是却不能忽视其背后的发展权之争。所以怎么减、减多少，在发达国家看来是责任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却是发展问题。

　　发展权与幸福权在国内也有争论，但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争论，说到底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往那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而且GDP增长率也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了。

　　习近平曾经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展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吗，如果一种发展模式会让我们承担水源污染、空气肮脏、环境污染的后果，那说明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改变。无论是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目标，还是“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国家正在尝试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尽管我们的经济会慢一点，GDP增长会少一点，但是空气会干净一点，子孙后代的幸福会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