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员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对法律的信仰能否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而得以重建，事关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和平转型。而“深感自责”的最高法的年度报告所体现出的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前途与进路，让公众看到了更多向好的可能性，以及痛下决心、直面积弊的改革勇气。
文/搜狐评论员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中，除了常规工作的成绩、数据与存在的问题，对过去一年所主导、力推的多项司法改革进展做了汇总，事实上也符合社会公众对2014年整个国家司法状况、尤其是司法改革进展情况的观感。防范与纠正冤假错案，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建立最高法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公开，宏大改革目标背后，同时也不乏精细化的改革措施，剑指积弊丛生的司法现实，诸如司法考核指标废止，法庭去囚服改革。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是“以审判为中心”取代“以侦查为中心”，此前最高检、公安部在各自的深改方案中均提到“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而回溯过去一年的中国司法改革进展，最高法工作报告是个恰当的观察切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并明确提到正在依法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冤案纠错难，纠错之后问责难，有主张认为用忽略问责来推动纠错顺利进行，但事实上，这“两难”尤其需要同步、同时、不可偏废的解决。以此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在2014年得以纠正，据《报告》给出的数据，2014年全国法院系统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案件1317件，此外，还有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这个数据于过去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言，事关重大。
最高法在报告中说，“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知自责而思改革，是负责任的作法，延续2013年开始的反思冤假错案风潮，最高法、最高检所做的努力，不易、且艰难。
司法自强：从纠正冤假错案到反腐肃贪
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在司法面前能否及时、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法律信仰能否在社会上广泛重建的关键。回溯呼格吉勒图案，十八年的时间，一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八个字撑起来的无罪依据，何其沉重，代价何其大，而细细查看本案的证据、推理乃至逻辑，会令人吃惊地发现，呼格案的纠正并非基于新证据、新事实的出现，甚至辩方的陈词、理据及至法院的认定，大多都是在当年就可以作出的法律裁量。
呼格案的上述神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已知、以及更多未知冤假错案的通例。制造一起冤案，一个派出所就够了，但纠正一起冤案，却可能要调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层级的法律力量。过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可以举出的冤案例子还有很多，而当下从法院到检察院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反省与行动，一方面在于继续排查、纠正现有冤假错案的存量，另一方面则是对防范冤假错案做更多制度上的重建，这同样是中国司法重拾权威、重建信任的自救之路。
周强院长对2014年的司法工作做总结，反腐的法治化得到本次报告的着重强调，从往年着墨不多的反腐表述，到今年专门论述的第一项工作、独立辟出一部分，足见强势反腐对整个中国的影响，司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由数据知变化，报告透露的贪污贿赂犯罪具体构成，披露的99人厅级以上被法律追究的官员数据，去年裁定减刑下降32.7%、假释下降65.1%、重新收监1739人，对外逃贪官的处理，启动缺席审判、没收外逃贪官财产。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在于司法如何对待腐败官员、甚至是已追究刑事责任的前官员群体，过去减刑假释方面的宽纵得到遏制，清理法外特权，也可视为司法重建权威与公正的一种努力。
尤其重要的是，司法在反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关涉到国家与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高下，反腐也应当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方面杜绝对腐败官员存有法外特权，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腐败官员，其合法权益与程度公正。将反腐的行动与权力同时纳入法治规划，引入法治思维，强化法治约束，是将反腐引向深入、推动制度重建的着力点。
司法自省：法律信仰有赖公正裁量搭建
毋庸置疑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的关注，是当下司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助推力。以“审判为中心”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意在同时理顺内外两方面关系：对外，刑案案件办理流程中，侦控审各方角色的回归本位，尤其是法院改变以往被动“吃饭”的角色，以及不中立、拉偏架的身份，尊重和保障律师在庭审中的权利；对内，则须理顺人财物管理机制，确保法官专业、独立审判，维护法官的职业尊荣。应当说，上述每一个分句的改革步骤，都需要通盘考虑整个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与角色，目标在于让司法最终排除干扰，让公民确定无疑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重中之重的关键可能在于，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前途与进路，让公众看到了更多向好的可能性，以及痛下决心、直面积弊的改革勇气。所有可以看到的具象改革成果之外，还有对未来司法重新回到司法属性的一些提纲挈领的开局举措。比如由最高法力推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对未来司法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据最高法报告数据，截至2月底，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审判文书的公开，不仅在于报告所说的“教育、引导、示范、评价”等常规功能，更为深远的是，藉由司法文书公开（以及更多的司法透明）所给审判机关带来的倒逼压力，从中可以窥见，未来司法公开的进一步推进，对更专业的司法、更有说服力的法律裁量的促动。
每年全国人大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审议、投票，反对票都不在少数，一方面这是各方对司法问题的关注与期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反映，另一方面更是一种持续的鞭策。2014年司法领域工作，虽然还有很多继续努力、跟进的方面，尤其是不少改革举措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落实，但各种深化改革的开局依然值得给予更多肯定。
随着司法回归专业属性的努力，法律职业本身的诸多困境能否最终解决，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对法律的信仰能否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而得以重建，事关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和平转型，事关法治国家的理想能否从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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