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三个月，我每天都像钓鱼一样在等待一个词，我要拿它来形容我已经居住十年的东莞。
这个词必须说服所有的人。可是有一个大问题：能找着这样的词吗？太难。
没有在东莞生活过的人，不足以谈东莞；而把身体和精神都陷在这里的，也不可以说东莞。前者肤浅，后者宠溺。
评说东莞，不能由着浮躁粗简的心性来，要说服人，最好要经历暂居、长居、定居这种整体的状态，如此说出去的话，大抵才不会见弃于世，与世界为敌。
我刚到东莞那年，二零零三年，二十三岁，青春正好，春日里第一次在阳光下撞见小镇上一家拥有十万工人的工厂，光是那一支每日给工厂食堂运送大米果蔬的长长的卡车队，就让我身心震动，自以为一下子懂了什么是世界工厂。
及至二十六岁，我突然被委任为东莞日报社执行总编辑是一次身心大动，我来不及深究自己何德何能，而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和别人共同面对一个话题：让这么年轻甚至是稚嫩的年轻人领衔一张市委机关报的笔政，东莞的领导怎么敢？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在中国城市中最受争议的这一处，接触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寻梦者、淘金者、膜拜者、质疑者、决策者以及各种概念的提出者，见证了这座城市被传奇、被狂想、被歌哭、被诅咒、被误读、甚至是被无奈地伤悼的庞大景象。
很多时候我会想，比之东莞所受的委屈，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平平不足道。一座城市的悲伤，可分当下和未来两个层次，一个是现时对外界赋予的口碑的失望，一个是对未来发展空间局限的嗟叹。作为一座素有大志的城市，这两种状态东莞同时在怀，根子里真是悲剧性的。但无论如何，几年之间，我把这座日夜沸腾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的住址拥抱成了永久的家园。
二零一一年，我调到昆明工作，但把家留在了东莞。这两三年时间，我每周来往于这两座城市以及很多城市间，退到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位置上看东莞，虽还做不到不动感情、不表立场，但视野毕竟扩大了些，可要细说东莞，仍然担心用词轻率滑稽，生怕一下子会错了意，东莞就溜出我的心里了。
这些年，有许许多多定义东莞的言辞，要么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要么狂妄严厉、简单粗暴，凡此种种，嘴上的风暴，符号化、妖魔化的痕迹太过强烈，而且个个说得凿凿有据，真真热闹。
这些定义，是所谓“高举旗帜”：
描写珠三角城市群崛起时，东莞被指摘为除了钱什么都缺的傻瓜暴发户；点评区域经济模式时，被轻蔑为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审视城市竞争力时，被断定为彻头彻尾的文化沙漠；言及中国农民工时，被演绎成当世最为悲情的城市之一；解构城市建设时，被批判为城不城村不村的怪咖城市；攀比财富时，被认定为富可敌省并拥有最多隐形富豪的中国城市之一；检视中国发展路径时，被划归为层次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地标；而要宣誓中国发展活力之时，又必须当仁不让地显示“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
不夸张地说，东莞俨然成了城市标签的批发市场——这里头还悬挂着一副最为声名显赫的声色皮囊，上书“中国性都”。不管真假，人们一提东莞，谈论这一节，从来都是采用最高的调门。
所有的这些说法，另类、有力、粗烈，每天见诸媒体和舆论场，对与错、黑和白、真和假，观众只能自己猜度，而对于东莞而言，万箭穿心的感觉，应是早已习惯。
今时今日，这座城市每天绽放的精彩和活力，依然伴随着不断纠缠并引动全国视听的焦点事件，冀中星首都机场引爆炸药而引发的治安悬疑、虎门原镇委书记吴湛辉贪腐1.7亿掀起的官场震荡，产业工人大逃离延伸开来的城市空心化之谶言，诸如此类，都让这座城市继续充满了不可解的争议和症结。
这也正是我三个月来苦觅一词说东莞的难处。所幸，我终于等来一个词。
这个词叫作——“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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