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三级片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别简单，比娱乐节目，其他类型节目的主持人都简单得多，因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可能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最难选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会跟别人说话，你就能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肯定是个好人，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房地产开盘、晚会、演出我都参加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一分钱都没拿。我只参加过一个楼盘的开盘。那个楼盘的开发商很偶然地认识了我，让我给他开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理念，他说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户型，会特别挣钱，但是他做小户型，都做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最贵的30万，便宜的10万都不到，是给深圳那些白领准备的房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50万起价，白领阶层轻松入住，简直TM放屁，谁挣那么多钱啊？简直戏弄人。所以这个老板让我挺感动。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楼盘，看了看还真是，房子特别小，但他安了好多镜子，你一进去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大，实际上就是一居室，特别便宜，我觉得他真是为深圳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问那你能挣多少钱，他说我建3栋这样的房子，才能挣他们1栋那个大户型的钱，后来我说我来帮你开盘，就去了。我就参加过这一个楼盘，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主持人和演员、歌手有什么区分吗？
崔永元：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人物周刊：国内有你欣赏的主持人吗？
崔永元：杨澜、张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杨澜最近做那个《天下女人》，我没看，只看了宣传片，不喜欢，在宣传片里跳那个摇摆舞，这是杨澜吗？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尊重人这方面，杨澜无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的适用类型特别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做那样的节目，我觉得她特别好。
张越呢，我喜欢，因为张越的语言风格特别苛刻，但是我觉得她在苛刻的过程中，能让你感觉到善意、友好，这是她的技巧。张越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私底下谈话，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书也没有她多，她是读书狂，看书特别多，甘于寂寞，什么都不争，你见过张越争什么？什么都没争。王雪纯也是，什么都不争，就天天坐家里看书，充实自己，耐得住寂寞，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水均益是另一种类型，我不会英语，我觉得他会英语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个类型节目时间长了以后，你对这个领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显出你对这个领域的学识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别好，我很喜欢他。
人物周刊：在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应该比这个还要短。在媒介以内容为王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在内容上无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会导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别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40，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电视生态环境都有关系。比如拉里·金那样的节目，我们让他到中国来做，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爱看不看，公共电视台就是这样，你只要家里有电视，你就必须交钱，不交钱就罚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
：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易立静/文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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