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喧嚣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事件中，王怡有句名言“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当时我就写下了这句话：对知识分子而言，言而无知，而非知而不言才是一种罪。

　　知而不言是一种罪，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逻辑，认为知识分子“知”就构成一种原罪，所以应该负有把自己所知说出来，并且有为民众解说的义务与责任。通俗地说知识分子应该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以此消除“原罪”。这种观点出于一些自诩信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人口中，不得不让人失望和怀疑。这种逻辑，虽然披有自由主义的外衣，但细考起来，还是和当年毛时代所主张的一样。而且，这种披着道德外衣的主张，极得人心，网络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种争论，都和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最近的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

　　网上传说科龙案中，科龙在2004年10月“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给予张维迎等出场费人均八万云云，于是，众人蜂拥而起笔伐之。后来，有人澄清说张根本没有出席该会。又有人攻击说，既然他不出席，为什么不出来说明？他们是这样的逻辑：知识分子应该随时接受老百姓的审查，应该为人民服务，消除自身“知”的原罪。

　　张维迎其实无论出不出席该会议、有没有因出席收取费用，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有出席某些会议的自由，也有不出席的自由；他有一时高兴免费开讲的自由，也有开出巨额出场费的自由。这是一个简单的自由选择的问题。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应该思考这些问题，而应该思考他的文章，是否有道理，逻辑是否合理，论点是否清晰。

　　不想陷入这个个案中，而是说下背后的问题。为什么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论调能够甚嚣尘上？

　　望文见义，知识分子代表比一般民众多了知识，他们是知的主体。但是，这个词语在经历文革洗礼之后，在普遍人眼中，似乎是另外一个定义，包括了道德、良心、义气在里头，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做好事的，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其实媒体完全不需要增加“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因为在大众眼里，这个词已经有了公众含义了。于是乎，不用考虑他们是不是知识和智慧的主体，只要满口道德良心，只要铁肩担道义，就是民众眼中的最好的知识分子了。也正因此，一旦有人说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话来，在人民群众眼中，他就是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了。而我却从这句话中，隐隐看到当年一个湖南人的影子。

　　提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人，有另外一种逻辑，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都是世间一成员，是平等的。而他们自我感觉现在生活比大部分人民群众要好，想起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感到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他们要大言特言，为群众争取利益，做底层的代言人。这种人不是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起个名，我会把他们称为“在野政客”。

　　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为人民群众传道解惑和服务的责任，也正因此，沉默是他们的权利，也是过去许多年代他们保存孤洁的最好办法。他们中的许多，荒村虫鱼，终老一生，知而不言，甚至不祈求“万一谈经引到渠”的庆幸，他们自知自乐。是他们的自由。相反，那些喧哗不断的人，高谈阔论，满口道德良心，言而无知，有悖于知识分子的名称，这才是真正的原罪。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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