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到的众多有关《拯救大兵瑞恩》评论中，龙应台的《感动，谁的商品？》最别致。她把这部电影和美国人生产的小到卫生巾一样的商品列举在一起。这自然不是什么新发现，好莱坞从来就是把电影当作工业来搞的，即使毕生都在好莱坞为社会底层人物写心的卓别林，他所拍的片子也极其注意商业价值。然而我们为此就能把卓别林的影片与龙氏说的美国卫生巾相提并论吗？

　　龙氏一文最值得玩味的是她在此文中集中阐述的人性问题。她认为，既然《拯救大兵瑞恩》是谈人的价值，“如果人的价值是普遍的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德国士兵在思念母亲，在怀想妻子？为什么每一个德国士兵不是划破了手要流血的人子？为国捐躯的‘英雄’？就人性的层面来说，德国的士兵是不是同样在时代的悲剧里被碾压、被牺牲？侵略国的母亲们是不是一样为她们的独生子哭泣？侵略国的孤儿是不是一样在暗夜里喊冷？如果我们讲的不是历史罪责和是非，如果我们讲的是人性，是侵略国和被害国里头的人，个人，是不是同样的值得疼爱和尊敬？值得唾弃和鄙视？他们的人性和价值会因为属错了边而不同吗？”不仅如此，龙氏还写道，她和德国人共同看罢这部影片后，德国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德国是侵略国，不敢把自己拍成英雄，否则德国人一定也会拍出这样的片子来”然后龙女士还与德国人“相视而笑”。

　　龙氏一文的逻辑很清楚。在我看来，对龙氏这一荒谬的逻辑用不着正面驳斥，只要按照龙氏的人性说，“将心比心”地将故事背景转换到中国就行。

　　首先，有资料说，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至少杀死了3500万中国军民，中国人的抗日战争进行得更为艰难也更惨烈。也就是说，如果电影可以反映战争与人性的关系的话，那么中国人更有理由、更有权利和必要拍这样的影片。于是一个同样的问题自然而来：即中国人拍这类影片，是否要考虑日本侵略军的“个人”的价值？如果电影涉及了日军强征去做慰安妇的中国女性时，是否也有必要加入《望乡》（日本一部描写日本在海外谋生的妓女影片）的镜头？我们已拍摄的日军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中是否也该加入侵略者的棺材被成批送回日本的镜头，并加入这些沦为杀人机器者的母亲的哭泣镜头？如果中国电影中同样没有谈到日本侵略军的个人价值，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电影在兜售“中国人的价值”观？

　　有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龙女士却没提到。这就是如果她在日本看这类影片，很可能不会遇到日本人对她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是侵略国，不敢把自己拍成英雄，否则日本人一定也会拍出这样的片子来”。事实表明，日本不但根本没把自己看成侵略者，而且在其“靖国神社”里年年都有人上演着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闹剧。还有日本人倒是大模大样拍了许多歌颂军国主义的电影，这倒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龙女士如果在日本看《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影片，是否也会与她的日本朋友“相视而笑”呢？

　　龙女士的逻辑无疑是荒谬的，不论这种荒谬出于龙女士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还是出于对“美国商品”的特别看法，或者是想哗众取宠，我都不得不说，龙女士没有权利和资格把在特定背景下——二次大战中为正义而战的美军士兵，当然也包括苏联红军、中国的八路军以及国民党中的抗日官兵的生命价值与侵略者相提并论！也没有权利把侵略者与反抗侵略者的母亲如此机械地相提并论！也没有权利把奥斯威辛中的受难者与德国在战争中非军人的受难者等同而语。尽管好莱坞电影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批判。

　　199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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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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