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贺卫方教授提出的问题，可以在北大法学院实行改革，让教授不要挂名招硕士生。像贺教授这样的导师，应该集中精力从现有的硕士生中物色自己的博士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最近发表公开信，拒带研究生。他的主要理由，是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覆盖的科目太广，削弱了专业偏向，使一些在专业上有发展潜力的考生很难入围。为此他和其他教授曾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行政部门不予考虑。他觉得教师群体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只有退避一途。
此论一出，媒体一阵喧哗。大家马上把贺教授和不久前因招不上自己想要的研究生而欲从清华辞职的陈丹青教授相提并论，并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困境的表症。
其实，从笔者的角度看，贺教授提的问题如果在美国法学院，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一般美国的法学院，教授很少直接管招生事务，招进来的学生，也都是一色标准化考试进来的，比起北大的考试来，恐怕更看不出个专业方向。笔者也很少听到教授对录取的具体技术细节以这样激烈的方式抗议。
美国教授超然事外，自有其道理：教授很少自带硕士生。在这方面，法学院和一般的研究院没有太大区别：硕士生即使有指定的导师，也大多是名义上的，与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非常不同。一般的博士生，由导师手把手地教，从论文计划到最后论文提交，导师层层把关。许多教授连博士生选课的细节也过问。所以，美国的博士生，“家门”也十分重要。
与这种个人化的博士训练相反，硕士教育基本上是集团式训练。一大群硕士生被集体录取，教授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大部分硕士生没有导师，选课非常自由，只要完成学校指定的学业就毕业，甚至可以和教授彼此不认识。
当然，硕士生中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工作的技能而读硕士，拿到学位后就找工作；另一种则是准备搞学术。对后者来说，读硕士期间是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与之建立个人关系的良好时机。不少人靠读硕士被某个教授相中，不是投到该教授门下，就是被该教授推荐到其他学校的同事那里读博士。
所以，贺教授提出的问题很好解决：北大法学院应该改革，让教授不要挂名招硕士生。而像贺教授这样的导师，应该集中精力从现有的硕士生中物色自己的博士生。
至于入学考试博而不专的问题，笔者和贺教授的意见基本相反。研究生考试肯定有各种问题。但博而不专很难说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比如美国法学院录取的学生，大多数根本不是法学专业出身。实际上，美国的大学，很少在本科有什么法学专业，于是，什么计算机专业、历史专业、经济专业、人类学专业等等的毕业生，都进了法学院读研。
这样做自有其道理。法律是个很特别的门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微软的律师，是应该从本科就学法学才算“专”呢？还是本科读计算机或经济，然后拿个法学硕士更称职？
在纯学术领域也是如此。以贺教授提到的法律史为例，从瞿同祖到黄宗智，这些对中国法律史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家，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黄宗智甚至是在退休前十年左右才进入这个领域。道理也很简单。瞿同祖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司法和税收是地方官的最重要职能；黄宗智研究农业经济，户婚田土这类官司是躲不开的。如果一开始就从法学的门路接受训练，未必能对法律史有他们那样的体会。
笔者更以为，法学教育更迫切的问题，不是学生入学前的知识准备和训练，而是学生的“代表性”。也即，法学院的学生构成，能否反映中国人口的地域、阶层分布。法学教育不同于量子物理。量子物理的研究生，当然是谁有专业能力就录取谁。法学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其专业能力也无法像量子物理那样界定。
比如，农民和所有城里人一样，应该享受平等的司法保护。这就需要有足够能够理解他们、为他们所信赖的律师。如果农民子弟在法学院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农民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就很难想象农民会得到公平的法律服务。再如许多偏远地区，老百姓根本不说普通话。这些地区如果无法向法学院输送一定数量的人才，将来如何能够享受法律上的良好服务？大学的使命并不仅仅是专业，而且还包括对社会的服务。大学教育的公平，是未来社会公平的基础。那些在大学里缺乏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教授，应该为这些人的利益奋斗。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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