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湖北一诈骗犯冒充三陪小姐向20多个省、120个市的官员发出了敲诈信，不长时间竟收到了“大哥”们寄来的6万元。前不久在浙江杭州，曾当过大学教师的硕士研究生董少明受此“启发”，拼凑了所谓的“杭城问题官员猎捕大队”，自任队长，向240名局长发出“猎捕预警”，索要数万元摆平费。幸亏不少官员也听说过“小妹来信”事件，知道这是无厘头的骗局，及时报案，使董的阴谋落空并跌入法网。
两起黑吃黑的反腐“创意”，不约而同地将黑手伸向党政官员。雷厉风行的反腐斗争，居然引起骗子关注，成为骗子们觊觎的一块唐僧肉，让人在可恨、可气、可憎之外，还有些可笑。违法犯罪，固然人所不齿，但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行骗术，屡屡在反腐敏感区浑水摸鱼，倒给我们做了提醒：一些基层机关头头脑脑为何成为“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禁不起假反腐的骚扰？没有证据就遍地撒网张开血盆大口咬人，骗子们的智商难道就这么低？
骗子并不傻。他们之所以看中这条门道，也是有现实依据的。这不，刚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在长达9年时间里作案100余次，受贿500余万元，在被查处后捶胸顿足：“我犯这些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连官做到局长的李国蔚，都认为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着谁算谁倒霉”，骗子当然坚信“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道理，他们会根据李局长们的人生经验，找出李局长之流的人性弱点，隔墙扔出一批火药味十足的敲诈信，争取砸晕一批做了亏心事，正怕鬼敲门的大小贪官。
有人曾经从广告学角度研究过“小妹来信”得手的原因。“小妹”并没有抽取一定样本数来研究他的目标人群，“她”只是根据生活经验确定了目标群，在互联网上查到有关名字、地址，然后写信发信。正是因为点中了好色官员的死穴，洞悉了人性弱点，所以乱扔砖头也能“砸”出6万元。较之小学文化程度的“色情小妹”，“猎捕队队长”是硕士，学历更高，智商更高，还有高深的理论作指导，根据当地媒体近10年来的报道，统计出县处级官员犯事的概率最高，可他为什么一分钱没捞到就栽了呢？根本原因在于“队长”胃口太大，旗号太假，话太露骨，导致骗术失真，反倒露了马脚。
从“小妹来信”到“贪官猎捕队”，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另类演绎，为社会添了一味笑料。不过有一点让人笑不起来——无论“小妹”还是“队长”，他们对反腐败的理解，与巨贪李国蔚的逻辑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把反腐缉贪视为偶然性行动，认为是“隔墙扔砖头——砸着谁算谁倒霉”。包括李国蔚被捕后，他的副手还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让我当局长，肯定也会出大事。权力太集中，监督太乏力，能不出问题吗？”这些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误解，恰恰映射了现实反腐机制中的软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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