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经济发展与生命质量间，“职业病”这个我们平常并不特别关注的词扑面而来。工业化进程上、中国制造中，财务成本项目外的这笔“人力”成本，陡然搅得我们心底强烈不安。
4月24日至5月1日，是今年以“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为主题的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4月20日，卫生部官方网站挂出它与国家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就此联合发出的有关部署的通知（卫监督发〔2005〕97号）。4月19日，在京开幕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是部署中为宣传周安排的前奏，响起的声音一下就拽出了事态的严峻。
它说：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者超过2亿；在报告的职业病中占80％的尘肺病，上世纪50年代以来累计报告病例58万多人，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已死亡14万多人，专家估计实际发病比报告例数多10倍；卫生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对职业病的防治和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极不适应（《北京青年报》4月20日）。
“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结论，一个多月前的3月16日，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就已指出。他说，有的地方发展到出现“尘肺村”、“中毒村”的严重程度，甚至发生因纠纷处理不当而堵塞道路、罢工、游行、集体进京上访等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事件。其时，他提到已逾十年的《北京宣言》。
1994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职业卫生合作中心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和通过了“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建议书，这一《北京宣言》的主旨成为1996年第4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蒋作君副部长称，我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应当承担这一使命。
“应当”是一把标尺，衡量出我们承担使命的现实差距。“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健”要求：应保证世界上所有工人不分年龄、性别、民族、职业、就业形式或劳动场所的规模或位置，都能享有职业卫生服务。比照检讨，我国职业卫生保健现状的落后，既表现在“人人享有”的覆盖面欠缺上，更突出表现在“人人享有”的公平度显失上——职业病危害，整体呈由城市向农村、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的趋势，农民工是最大承受群体。
曾见宁波蔺草编织业这样的典型，工人在粉尘弥漫的车间“吐出的痰就跟泥浆一样”，患上尘肺病后维权索赔又被有关部门推三挡四遥遥无期（《新京报》2004年5月21日）。近看，就在4月20日这天，便有两条消息分别佐证着“人人享有”的覆盖面欠缺与公平度显失：《新京报》报道，湖北省抽检556家存在粉尘或毒物危害的企业，职业卫生竟无一家合格；《健康报》报道，国有煤矿尘肺病发病调查显示，农民工发病率4．74％、发病最短工龄1．5年、平均6．69年，而正式职工发病率0．89％、发病最短工龄25年，职业卫生公平的倾斜何等明显！
有些行业，“要钱不要命”地运转令人寒心，像蔺草编织，产品主要出口日本，可日本自己因尘肺病危害早已停产，我国能否站稳以人为本立场对其禁止？而大多数职业病防治，重在事前预防，关键是保障必要投入，然我们却太过吝啬——如产煤大省山西，尘肺病人数排全国前三，卫生行政部门在工业卫生投入上却最差，全省职业病诊断机构仅太原剩4家（《山西商报》3月7日）。但原本，治吝啬有以《职业病防治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没治住表明它们常常被束之高阁，哪怕宣传了又宣传，这甚至令工人对依法维权不抱什么信心。
有必要重温《北京宣言》的重要通识：职业病损害劳动人口健康，影响工人劳动生产率及他们家庭和家属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职业卫生投入不是负担，对公司和国家经济会产生积极影响；鼓励政府制订特殊政策和规划，包括向所有劳动人民提供合格服务的行动；政府应保证建立有效实施规划的必要基础设施，包括服务、研究规划、培训与教育、情报和数据库；实际职业卫生活动中心应在劳动场所，工人对可能的危害和危险有知情权和谋求改善权……
在我国总体已迈入小康门的今天，还存在太多的劳动者正常职业卫生条件也难保全现象是一种耻辱，其中看人说话的不公平状态十分明显则是奇耻大辱，这不是财力方面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以人为本的观念仍普遍淡薄和法律、体制、政策、管理等水平跟进乏力的问题。知耻应后勇，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提升生命质量间即使存在矛盾，后者在选择中也永远优先，努力消减“职业病”这笔“人力”成本，根本上不必看ＧＤＰ等的脸色行事，更何况“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健”在改善人人生命质量的同时，会增进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福利。
衷心希望，《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不仅仅是“宣传”了事、更别流于纯粹应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周”。劳动者期待，已逾十年的《北京宣言》声音，切实化为劳动者健康保护的武器。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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