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报纸的头版上有这样的一篇：两名工人在一幢高楼外边安装招牌，突然一阵狂风将吊篮一侧的吊绳刮断，工人随时有坠地丧生的危险。空中遇险近一个小时后，两名工人才被消防队员成功营救。紧张的生命营救，报纸做出的标题却是诗意盎然，称为“两工人高空荡秋千”。
这样的报道套路，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些媒体面对底层百姓时的姿态。像上面这家媒体，以“为老百姓谋利益”为办报理念，但在报道工人遇险消息时，仍然不免站在看客立场。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媒体对遇险者命运的关注，“高空荡秋千”的标题，隐然表明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得到报道，只是因为它有几分稀奇，而不是因为它事关两个人的生与死。
今天，少数的一些媒体，正在变成一种为明星与小资定制的读物，明星是报道的主要对象，小资是主要的阅读人群。媒体注意的人永远是各行各业的明星人物，而其报道趣味则高度吻合于小资的心理需求，娱乐则是众多媒体的基本精神目标。所谓“全娱乐”，不只是一些报纸的版面名称，其实指称的是媒体的一种基本定位。
正是因为要“全娱乐”，所以一些报纸上展现的“正常生活”，无外乎会议室、咖啡馆、演艺场、实验室等“高尚场所”，而街巷、里弄、寻常家居、汗如雨下的劳作现场，已经成为向小资化的读者提供一些消闲谈助的来源，大量的时候，这些现场在媒体上呈现，与其说是出于对底层人的关心，不如说是让小资化的读者经过阅读而不断确认着自己的优越地位。
由有着良好收入的人来办，办给有良好收入的人来读，这就是一些媒体的现实。随意翻看一些媒体的报道，都不难发现与“两工人高空荡秋千”类似的“没心没肺”的报道。我愿意相信，这种“没心没肺”不是刻意而为，而只是因为生活的隔膜。附着于媒体周围的人，记者、编辑、供稿人、访谈对象、意见顾问以及“重要读者”，是高度同质化的，他们有着相似的学业背景、相似的专业经历、相似的社会履历、相似的收入水平，他们组成了“媒体社区”。居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对底层生活或许并不缺乏同情，但往往缺乏真切的感受，于是当谈论和报道底层时，不经意地就会表现出“高尚人群”和“高尚社区”的优越感，就会一副“轻骨头”、“没心没肺”的面孔。
2004年6月，阿富汗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11人遇难，4人受伤，有电视台推出有奖竞猜：“发短信到XXX 选择中国工人遇害的袭击者，A，基地组织；B，东突分子；C，当地势力。猜对者可获美国十日游奖励，每天一名幸运者。 ”四川自贡一名打工者工伤被切断9根手指，转治成都时一根断指遗失在自贡，报纸说，“哦嗬，第9根断指忘在自贡了”。石家庄市发现一个青年溺水身亡，报纸以《谁家的小伙溺毙民心河》报道，配发大幅尸体照片。在这些报道中，苦难不仅没有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且成了观赏性内容。你不能设想，这些事件的当事人自己会用这样的口吻来描述事件。
今天，大多的人都拥有直接发言的机会，而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普通市民、普通农民、加工厂里的工人，他们似乎已被某些人认为不会由自己的发声器官来发音。毫无疑问，当底层群众出现了显著事件时，我们能够读到大量寄予了深切关注的报道和评论，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发现，直接来自底层的声音出现得并不多，底层的声音是被代言的、被转述的、被设想的、被描述的。底层缺席已成为现实传播秩序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底层的声音万一直接出现在媒体上，表达的也常常是“感谢”，这种感谢用以证明他人的荣耀，而不是底层的要求。 “几年没出过门的赵婆婆今天真是高兴，因为她被邀请参加了市民看城市新变化的活动”，“农民工钱大宝说，单位组织我们不回家的民工春节一起吃团圆饭，真是太好了，在这里过年跟回家过年一个样”，“灾民孙二贵说，受灾了，乡里送来了新的生活用具，这日子过得真开心”……底层的声音几乎都是这样，在这种“感恩”活动中，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思的表示。
底层人民有要求吗，有愿望吗，有情绪吗，有自主发声的能力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在当下，这种肯定在某些人眼里是抽象的，是“纯粹理性”层面的，当下的传播还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他们自主的声音还没有充分呈现。当下，他们是被动的。在以和谐为社会建设目标的未来，底层仍然处在这种被动的话语状态，如果大量社会成员仍缺乏自主表达的机会时，和谐将如何实现？
那些不是公务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艺人、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学者的普通人，同样有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思考，与任何其他阶层的人一样有着认识自我的能力，也有着同等强度的表达权利。让底层的声音呈现，就是让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人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进程，而不再作为被摆布着“谢恩”的对象。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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