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辽宁营口市社区医生孙云环就农民工“性问题”上书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段时间,这种上书总理的新闻不断见诸媒体,似乎上书总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前不久,辽宁营口市一位普通的社区女医生孙云环,在注意到农民工匮乏的精神生活后,经过充分的调查准备,就常人难以启齿的农民工“性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据3月30日《重庆晨报》)
众多媒体报道了这则消息,并多以“为民工讨‘性权利’”为新闻卖点。笔者认为,农民工的性困惑是一个十分现实、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上书总理为民工讨性权利”的说法,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笔者由此联想到最近一年多来,诸如法官上书总理为民工讨薪、院士上书总理指斥奥运工程有奢华倾向、乙肝患者上书总理反映遭受就业歧视、律师上书总理状告国家管理部门等新闻,不断出现在媒体上。总理也十分重视民间上书,有些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客观地讲,这类报道无形中起到一种导向作用,给人们造成一种感觉: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上书总理,上书总理是解决问题的最便捷的途径。
笔者认为,动辄上书总理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凸显了重权力不重法律权威和尊严的国民心态,也充分暴露出我国权力体系中司法权弱、行政权强的制度困境;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对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增强起到消解作用。同时,社会大众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到总理一人身上,也是不切实际的。总理掌管国家大政方针,精力有限,不可能、也不应该事必躬亲。
回到为农民工讨要“性权利”的新闻上来。目前,农民工中确实普遍存在着性压抑、性饥渴、性犯罪等现象,我们也不是说农民工的性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说总理不该管这样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该不该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直接上书总理,何况农民工的性问题也不是总理一纸批示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此外,绝大多数上书总理的人把信寄出后都是急急忙忙公之于众,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诱导媒体大肆炒作?
笔者认为,媒体在报道此类上书总理的新闻时,存在一种明显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倾向,这成为一些人动辄上书总理成为风气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蒋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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