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将出台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几种情形的具体规定，凡因领导不力和工作失职，导致辖区内发生重特大社会安全事故、重特大案件、治安长期混乱黑恶势力坐大成势，以及班子和队伍中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公安机关有关领导干部都要按照规定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3月30日《新京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秉乘“有权必有责，用权必受监督”的执政理念，从北京“非典”事件抓起，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职务，首开领导干部问责制先河，到问责密云灯会踩踏、开县井喷、湖南火灾、吉林市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和嘉禾违法拆迁，再到重庆市率先出台领导干部问责制办法，问责制已渐成气候，效果初现。从公安部出台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几种情形的具体规定看，是比较科学严谨的，相信，对于“加大办案力度，清除害群之马，纯洁公安队伍”，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笔者也发现一些地区和部门在运用“引咎辞职”机制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将“引咎辞职”等同于问责制的现象，甚至把“引咎辞职”当作一个筐，责轻责重都往里装，明明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政治责任，却避重就轻，施以道义责任，不仅有失行政执法严肃性，还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引咎辞职”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惯例，也是一个难得的“政治的新生点”。作为问责制的形式之一，在追究领导干部行政执法过错上，应当主要承担道义责任。就是说，“引咎辞职”主要针对行政执法过错的道义责任拷量，而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筐来滥用，人为地宽泛其责任承担范围。否则，将会导致责重罚轻或责轻罚重现象，给具体执法工作造成混乱，不仅不利于消除领导责任的“灰色领域”，还会阻碍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制约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实施有效监督。
一般说来，政府官司员的责任可以分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四个层次。刑事责任是指官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是一种最严厉的承担责任方式；行政责任是指官员的行为虽然没有触犯刑律，但已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而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政治责任是指对官员因违反党章规定和党纪规定而给予的党纪处分，甚至被罢免职务；而道义责任则是由于官员下属工作不力或工作错误，老百姓不满意，基于道义拷量，官员应主动辞去职务，即“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与前三者责任承担方式有着严格的区别。前三者是被动的，而后者是主动的；前三者是“直接责任”，而后者是“间接责任”；前三者是法定的，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惯例，其前提是老百姓对你管辖范围内的工作有意见，你就应当以对老百姓高度负责的态度，明智地选择辞职。可见，“引咎辞职”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缩位”，更不能取代或者遮掩前三者责任承担方式。
毕竟，“引咎辞职”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与国际社会惯行的引咎辞职相比，许多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是一开始就准确界定，精细把握，科学实施，总还是有益的。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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