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植物人特丽·夏沃的进食管引起美国人关注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在先进的美国面前，舆论不跟进好像就显得很落后一样。世界超强的“软实力”于此可见一斑。我尤其注意到，特丽·夏沃的进食管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关于“安乐死”的评论，大多以为安乐死是一种公民权利，一种高层次的人文关怀，一种应当正视的社会价值。
虽然以特丽·夏沃为由头扯出安乐死话题并不恰当(美国的法院没有说特丽·夏沃是在进行安乐死，她自己也早已不晓得这次死亡安乐不安乐)，但我以为说“安乐死是一种高层次的人文关怀”，是不错的。
在特丽·夏沃登上传媒首页的同时，我看到另一些死亡事件是那么无声无息，马上想到死亡的档次问题。特丽·夏沃得到了“高层次的人文关怀”，从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到中国的媒体与评论家都在关注。安乐死的权利被讨论，同样是“高层次的人文关怀”；这些死亡因而是高层次或者说“高档次”的。
低层次呢，安徽一个父亲在合肥的医院里闷死了自己8岁的儿子。这个儿子患上恶性肿瘤，当然是痛苦的；他的父亲无钱支持治疗，也是痛苦的，但这次闷死亲子事件，显然不可谓“安乐死”，而是一次“残酷死”。在陕西蓝田县医院，又是一位父亲，将仅仅出生8天的儿子从四楼扔下摔死，原因是婴儿患有缺血性脑病，不富裕的父亲不能想象昂贵的医疗费用。
这两件事，都在特丽·夏沃得到众人关注的时候见诸国内报道，但发表出来后似乎没有任何人会写一篇文章来关注，这不能不说死亡的档次在起作用，先进国家里，死亡也是先进的，更值得关注的。
几年前有过报道，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请求安乐死，有不少尿毒症患者响应。不过究其原因，他们仅仅是因为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所以当西安市降低了透析费用、增加尿毒症患者的医疗费报销额度、扩大了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后，他们说“现在……我可以充分透析了。以前做梦总想着下个星期的透析费在哪里，这是救命钱啊”。
最近《新华文摘》上有胡鞍钢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健康安全问题》，文中引用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3年的数据，“我国城乡居民患病高达50亿人次，近一半人未能就诊”，“城乡居民未获得社会医疗保障者比例在80％以上，达到10亿人”。这里面，有多少人患上一个“无力医治”的疾病时，会想着“安乐死”——这样一种权利，这样一种“高层次人文关怀”，实未可知，但我相信其中更多的一定是残酷与无奈。
还有一期《新华文摘》上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我国每年发生各类生产事故100多万起，平均每天死亡380多人，每年因工伤残70万人左右。当然，这也是“低层次”的，“高层次”人员一般不会遭遇这样的凶险，所以“高层次人文关怀”也很少照到这个地方来。
舆论在积极参与特丽·夏沃的进食管之争，这是国际眼光；在积极讨论“安乐死权”和“高层次人文关怀”，这也是可取的。但安乐大张之际，残酷成为“低层次”人独自面对的境况，好像这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人文关怀”也许就只是“高级人士”的自怜自艾了。
现在，我们的高层次人士都在忙着“往高层次带人”。无所不在的娱乐，引导着“安乐生”；从自杀指南到“高层次人文关怀”，彰显着“安乐死”。但我想，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低层次人文关怀”的问题，关注“残酷生”比关注“安乐生”更紧要，解决“残酷死”问题也比考虑“安乐死”问题更紧要——尽管“高层次”人们对“高层次生活”更加熟悉，更加在意，也更能制造出“高层次舆论”。
（ 责任编辑：柳剑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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