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育文化对抗计生政策毫无意义

文丨李思磐（搜狐特约评论员）

本届两会，政协委员王名与刘大钧联名提交“关于复兴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中华生育文化的建议案”，让人非常错愕。这份建议案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造成目前的种种人口问题。他们提出的建议除了在政策上全面放开生育自由之外，重点在于“大声疾呼为传宗接代生育，理直气壮地复兴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中华优秀的传统生育文化”。至于何为“中华优秀的传统生育文化”，并没有特别定义说明，只是用“以传宗接代为核心”来形容。

既然如此，也许这种“生育文化”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建议急切的措辞，认为“矫枉必须过正”来看，应该相去不远。众所周知，传统生育文化的核心是“生男孩”，因为女孩并不被视为父系家族的后裔。

我国目前人口问题的关键是结构问题，除了年龄结构可能造成“未富先老”的压力，过高的人口性别比也受到全球关注，被视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威胁。如果说，年龄结构问题还能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训、推迟退休年龄、推行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社会政策来增加女性就业率、医疗健康服务改善而减轻压力的话，性别比的问题比年龄结构要刚性得多，很难解决。

如果用所谓“传统生育文化”来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恐怕是抱薪救火。难道不正是以父系血缘为“传宗接代”的核心，而造成了严重性别歧视吗？学者吴业苗与黄润龙认为，农村地区的各种仪式活动中是以男性子嗣为核心的，“由于儒家生育文化对乡村社会和民众长期的影响与熏陶，民间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自然形成崇拜男丁的风俗，也就是说，我国关于生育方面的俗文化其实是儒家生育文化的再生或翻版。”如果按照委员建议，从国家层面来“鼓励修家谱、续家学等家族文化复兴活动”，男孩偏好是不是更严重？

尽管今天的女孩有了政治权利、就业权利和受教育权，就业率也很高，甚至不少研究和报道也表明，女性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父母养老照料和经济责任，是农村地区父母实际的社会安全网，但在父系传承的传统家族文化中，她们仍然要被自己的家庭视为“外人”，她们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按照随夫居的传统进入别人的家庭，生育的孩子仍然主要随父姓。正是这根本没有走远的“生育文化”的存在，让大多数中国人为着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理由，优先希望生从养老和家庭经济上“中看不中用”儿子，进行性别选择，造成今天无法收拾的高性别比。顾宝昌和krishnaroy的研究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是影响中国大陆、 台湾及韩国等地区性别比例失调的最根本原因。

委员的建议对于这种生育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尤其不免造成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宪法原则的冲突，一笔带过，认为“在当今时代，传宗接代并不意味着以父系为核心的男尊女卑文化的回归，而是适应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一种新观念、新时尚。”

传统生育观念，对于农村妇女来说，是沉重的枷锁；这枷锁造成的人生苦难，并不仅仅是在经济权的剥夺，还有对没有儿子的妇女的羞辱，对纯女户的欺压。在妇联系统和民间妇女组织的大力推动下，改造“传统生育文化”，修改村规民约，让这枷锁得以局部地打破。如果这样的封建糟粕再次作为“新观念、新时尚”来推广，恐怕农村妇女还要吃二遍苦，遭二遍罪。

“传统生育文化”是中国现代以来，各种社会和文化革命冲击的主要对象，无论是革命者的个人史，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意义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现代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时代，妇女鲜少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而今天，不管复古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平等权利已经得到宪法认可的中国女性绝不会接受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这一角色。

妇女为什么不敢生、不想生？无非是生儿育女的重担，多数由个体家庭承担，尤其是女性肩上。教育、医疗和买房，对于家庭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且不说，由于劳动督查不力，很多妇女生育即面临辞退 “被辞职”；婴幼儿日托设施匮乏，导致很多女性不得不在家庭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选择做全职主妇；政策并未鼓励男性一起照料孩子。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只能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以妇女的权利保障为核心，国家提供资源，帮助家庭承担婴幼儿照顾工作，鼓励男性投入照顾工作，消除对妇女的职场歧视，保障单身女性享有平等生育权。这才是应对现代人口问题的催生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