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雄被查的意义怎么评估也不过分

　　文/风过耳

　　2015年7月30日晚十点，一个坊间传闻已久的靴子终于落地。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将郭伯雄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个消息令人意外，因为徐才厚、郭伯雄两位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么重要职务的高级军官均因贪腐“落马”，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以习大大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肃贪决心之大，可见一般。没有“铁帽子王”，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打老虎”，发现谁的问题就查谁，确实不是一句空话。在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激烈交锋中，可感知的是正义，可反思的是人性，可点赞的是中央的决心。

　　但这个消息也不那么令人意外，因为2015年两会前，军方就公布了其子郭正钢涉嫌违法犯罪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消息。所谓“子不教，父之过”，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解放军的重要将领，自身清廉自守，又怎会有家人违规经商最终违法落马的情况出现呢？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郭伯雄被调查的具体案情，但从媒体调查和报道的情况看，纵容家人，溺爱儿子，搞封妻荫子，甚至利用自身影响帮助他们“纵横商场”的事实毋庸置疑。

　　比如，媒体曾报道，郭正钢工作的舟山警备区政委时，基本不下连队，办公室案头的文件堆积像座小山也不处理，但这一切却丝毫没有影响郭正钢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少将。

　　更为夸张的是，郭正钢二婚后，其妻子吴芳芳马上换了一辆凌志军牌越野车，实力不够的她利用少将夫人的“地位”拿下了很多本不应给她的项目，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位吴芳芳一度高调介入其夫任职的浙江省军区所属的军产项目，甚至将手伸向浙江以外的部队军产经营管理上，端的是长袖善舞、魔法无边。

　　但权力的横行无忌改变不了本人能力素质不够和实力不足的事实，最终吴芳芳搞得天怒人怨，上访群众甚至占据美丽的西子湖畔高呼他们的名字，要求归还自己的血汗钱。强烈对比之下，这也一度成了这个中国最宜居城市一道夸张的黑色风景线。

　　媒体披露的以上事实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郭正钢及其二婚妻子吴芳芳“有权任性”，仗权行商而破坏正常市场环境的本质。作为郭正钢的父亲，郭伯雄不可能对此不知情，甚至可以说对此难辞其咎。

　　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曾充满困惑地写道“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应该说，这是工商业文明一度冠绝全球、经济科技发展水平遥遥领先西方的中国最终在近现代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之一。其实费正清之问的答案并不复杂，中国的商人同样是理性的，在任性的权力面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正常工作。

　　试问，在遍地商贾的浙江，比吴芳芳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有的是，为何她却能在军产项目上独占鳌头？饱经商品经济竞争洗礼，比吴芳芳水平高的企业家也一抓一大把，为什么偏偏要把这把“好牌”交给一个会做成烂尾项目的女人，做出最差的选择呢？军地项目的发标方并不是傻子，离开郭伯雄本人的地位和权力，这一切无法解释，而有了郭伯雄的地位和权力，这一切又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如此看来，郭正钢夫妇这样的人的存在，正是劣币驱逐良币，让有实力有能力又有意愿做好军地项目的商人在任性的权力面前败下阵来、不得不叹服于权力的魔力的典型恶例。这也就非怪中国历史学家王亚南、傅衣凌早在1940年代就针对费正清之问得出结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依附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确实，批判的武器，永远抵不过武器的批判。事实并不符合道理，但道理一定屈服于强权。

　　打造正常、理性的政商环境，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可以说在世界各国，都是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对于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国而言，其意义同样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要知道，中国梦的重要一面，就是英雄不问出身，每一个能者、勤者都能通过个人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拥有坚实的基础。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和环境。

　　不幸的是，郭伯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未能以党纪军规严格要求自己，管不住自己的亲属子女。最终造成“有权者横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无能也是草头王”的不公，其子郭正钢也成了扰乱市场秩序，制造社会不公，变相把权力折现的“落马之人”。

　　从这个角度看，查处曾经位高权重的郭伯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第100个“大老虎”落马那么简单。倒下的人不再会出发，正在路上的其他人却需要问问自己为何出发。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少数依然执着于盲目而又贪婪私欲的人们该醒醒了，不论官有多大，“与不法奸商勾肩搭背”，“纵容子女任性行商捞钱”都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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