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毒地风波，徒劳的愤怒等待中国式结局

常州外校紧邻有毒的化工用地，有学校家长报呈孩子出现与皮肤、甲状腺或淋巴有关的症状，怀疑它们与毒地污染高度正相关。媒体确立了“不安全感”作为报道方向，逐步叩击常州在毒地处理、规划及使用上的问题，所有悬疑汇聚，成为沸沸扬扬的毒地风波。

在这件事上，很容易就激发起来的愤怒，以及常州官方不甚高明的应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众抱持自身的生存体验，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展现在常州毒地风波上。并且，一旦认识到不得不将安全感建设委托给政府，公众的不安全感愈加旺盛，此间郁结难解。

相较于大众交流无碍的不安全感，公众与政府的对话却显得晦涩、艰难。这缘于双方对事实的认定并不在一个层面。家长说毒地释放有毒空气，环保局说检测合格；媒体援引国际标准，部门只对国标负责。因为对事实不能有共识，真相只能是晦暗不明。

而媒体构建出来的真相，已经单兵突进。常州外校之所以迁建，有媒体暗示是常州为了腾出黄金地段搞房地产开发，毒地风波的因果关系陡然变成：政府放纵土地财政，学生健康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这种逻辑带有强烈的控诉性质，几乎是无可辩驳的。

僵局之下，所有人都在等待高等级的裁断。环保部已经派员进入常州，他们对毒地的处理及其成效性肩负着释疑解惑的责任。令人信服地解决毗邻毒地对包括常州外校在内的周边学校的困扰，目前只能等待上级的明镜高悬，家长及公众的选择并不多。

舆论中有讥讽常州外校的家长们“有钱也遭受践踏”、“不如早去移民”云云。可对当地中产家庭来说，入读常州外校是将子女送到国外的最优途径，因为该校教的深，教的快。就此，毒地风波的隐喻变成了：在逃离毒地之前，你愿意忍耐伤害到什么程度？

常州作为长三角中的经济洼地，经历了十多年的城市发展迷失，清查环保欠账，清算毒地风波，就不得不从常州的经济及发展挫折讲起——而往上追溯历史来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及思路，对解决常州外校引发的毒地风波既不够快速，也缺少圆满操作的可能。

前任遗留的毒地危害为何要本届政府承担责任？环保不力的后果为何要学校承受？学校比邻化工毒地的恶果为何要将学生卷入险境？毒地处理所需的科学技术及必需时间为何在标准前涣散？诸如此类的因果与错置像乱麻一样纠缠，再强烈的愤怒也会在国情前瓦解掉。

指责“懒政”或“恶政”，在毒地风波前激荡心情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问题在于，常州外校的案例并不鲜见。关于全国毒地规模的准确数字从未有披露，它们随机分布，那就只能看它“抽中”哪个不幸的群体。这也相当于为毒地风波从爆发到归于沉寂预设了中国式结局。

一句话来说，常州毒地风波展现了陈陈相因缺失与失灵，这些缺失与失灵分布在各处。而在诸如“全国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这些问题上，它们同样存在。无非是找到一块安全的立足之地，无非是喝上一口安全的水，愤怒在乍起与消停间折腾，叩问此伏彼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