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索要问责名单，新问责制易容重来

问题疫苗事件在4月13日进入了某个标志性阶段，这一天，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就山东津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情况，决定对食药局、卫计委和山东等17个省市区相关负责人予以问责，先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处分。

在稍事沉默之后，诸多媒体刊发评论文章，要求公布问题疫苗案的问责名单。它们的立论在于，公布名单是强化问责制度的关键环节，名单的公开代表着问责的透明，名单的公开意味着问责的社会监督可以按图索骥。这些观点用心良苦，也是正派言论。

但是，这些立足问责制的理想，希望对现有的问责模式加以改善的心思，只怕是少有现实感，或者说对问责背后的行政实情及其运作逻辑，没有做到足够的理解与正视。实际上，只公布问责数字，不详列问责人员的名单，恰恰是问责制在现实困境中唯一的选择。

只是因为，一旦公布问责人员的大名单，就能比较精确地描绘出问题疫苗的流通范围——问题疫苗事件被揭发至今，比较详细的疫苗流通范围，始终讳莫如深。如果公布问责名单，意味着此前的努力白费，容易引发新的事端，在此情况下，问责宜粗不宜细就是实际考量。

食安丑闻时有发生，国民对食品、药品安全怀有敏感的自保心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在公布的范围及深度的选择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强化社会稳定这个因素。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问责名单只露出数字，也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

不公布问责名单的另一种原因，有可能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在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中，问责官员在以后的任用中被舆论“发现”，这种做法受到了公众批评，认为是问责走过场的体现。问题疫苗事件中，不详细列明受问责官员，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可以想见，在首批问责的公务员中，那些降级处分的，难保将来不会升迁使用，这是官场的惯性使然，无法全部杜绝。如果公布问责名单，等于是将这些人永远放在舆论对比的清单上，永远走不出问责的阴影。在这种考虑下，收紧名单的公开口径，属于用心良苦。

在这两种原因之下，再来观察问责制的现实流变，就能发现，它不是不存在，或者说瓦解了，而是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嬗变，那就是：因应社会舆情的变迁，问责制的模式正在从社会公开走向行政内化，问是家法式的对内过问，责是纪律监察性质的向内责备。

伴随着问责制这种变化的，是问责型政府的有意收缩。过去那种认为，政府公开问责，会导致政府强大的认知可能正在变得不合时宜。相反，一个强政府的体现，就是能对社会事件与民众心态进行干预和调控。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匹配，是问责名单不公开的根源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索要问责名单，很可能属于一种无效的舆论建议，难得到回应，因为整个行政体系都在默认不公开的时宜性。当然，也可以讲，不公开问题疫苗问责名单，是政府要继续试验这种内卷式的问责制，舆论压力变成对它的压力测试，这种转换把现实感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