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至8月三个月内，反腐渐入佳境—23名官员被查，含6名省部级官员，包括备受关注的“四川帮”重要成员郭永祥，以及“石油帮”两名高管王永春、李华林。
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梳理王岐山的报道可以发现，他公开露面次数偏少的月份，落马的高级官员数量较多。最典型的是，2014年6月至8月三个月，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165名官员被查的信息，含17名省部级高官，期间王仅公开露面6次。
调研背后
根据公开资料，王岐山履新至今，曾和13个省（区、市）领导有过公开接触。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中，王岐山先是参加全国政协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别的联组会议，之后又分别到北京、安徽、黑龙江、江西、宁夏人大代表团参加审议；2014年全国“两会”，他先是参加全国政协民盟、民进界别委员联组会，又参加北京、河南、陕西、吉林、四川的人大代表团审议。在这两年的“两会”中，他发言涉及最多的还是反腐。
据《郑州日报》报道，在河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王岐山曾和全国人大代表、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对话半小时，其间提到中央纪委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个职务的不同。“他说，他当副总理管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都是想要个项目，项目就是政策、政策就是钱啊；现在他当纪委书记了，都不找他了。现在别人跟他说话，语速都慢了，有些话还不敢给他说，见他也不理他。”范海涛回忆。
2013年7月8日至10日，王岐山开始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第一次考察调研，到自己的联系点黑龙江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他随后的调研路线是：天津、湖北、山东、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山东、内蒙古。2013年11月24日，王岐山到湖北调研。三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被查。自此，湖北官员频繁落马，截至8月底，共被查44人，为所有省份最高。
2014年3月24日，王歧山到山东调研。之后，从中央纪委官网公布的信息来看，山东由近乎“零”官员落马变为月均3名官员被查。
仅有少数官员的落马和王岐山的公开活动有时间先后的关系。苏、徐、周三人被查前后，王岐山均鲜有露面。仅在公布徐、周案前，各有一次外事活动。在活动中，王岐山均表示坚决反腐。
巡视方略
在整个反腐大局中，巡视的作用被发挥至极。
王岐山本人担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3条规定，共产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巡视制度系中共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之一。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的纪检委。
中央巡视组的职能是对下级党委及政府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监督，不具体办案，但发现线索要报给中央纪委和中组部。
巡视制度恰好填补了对“党委一把手”的监督空白，成为党对自身监督的重要利器，但发展十数年来，“巡视制度只是走形式”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王岐山试图做出改变。他首先打破了巡视组组长的“铁饭碗”，变为“一次一授权”；其次，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再确定，以前是分为地方巡视组、企业巡视组、金融巡视组等，现在重新洗牌，变为随机抽选；中央巡视组的公开度也大大提高，两年内的四轮巡视，中央纪委网站上都会公开巡视组的重要信息，如组长、副组长名单、通讯地址、手机、座机等，以往颇为少见。甚至多地的党报也发布该地区被巡视通报的内容，肯定成绩的内容被压缩，直陈问题的篇幅大幅增加。 王岐山称，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就是渎职。他还明确释放信号：巡视不力者将被问责，巡视得力者将获重用。巡视工作给了更多有能力的干部以获得重任的机会。
人事变动
和上届中央纪委一样，此届中央纪委维持了“一正八副”的架构，王岐山的现任副手为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和杨晓渡。其中，赵洪祝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黄树贤兼任监察部部长职位。
梳理中央纪委八位副书记的履历可知，他们均有在中央、地方、军队纪委或司法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
大力反腐的同时，王岐山也在肃清纪检队伍。
近700天来，已有两名曾在纪检系统工作的高官落马—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曾任四川省纪委书记）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曾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此前曾任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中央纪委外事局局长、中央纪委副秘书长等职务）。
2014年3月，中央纪委在第二次机构调整中，增加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指向纪检监察办案人员本身。没过多久，中央纪委原委员、中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相继落马。
机构改革
中央纪委先后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在机关编制、机构、人员总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人力向负责办案的业务部门扩展。中央纪委的纪检监察室变为12个，直接从事纪检监察业务的人员增加了100多个。
通过改革，地方纪委还要从地方党委中“断奶”。按三中全会决定，纪委的办案权上提一级，“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如何“断奶”，以及如何破解“同级监督”难题，关键在于“人财物”。
中央纪委将原来的干部室和宣教室拓展为“组织部”和“宣传部”，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工作。成立组织部，更被看作是为了解决地方纪委领导的提名权、考察权等人权、事权的问题，逐步加强对地方纪委的垂直领导。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指出，组建中央纪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缘由之一便是为了“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中全会也对中央纪委的派驻机制提出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
王岐山也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在其任上，中央纪委旗下五网合并为一。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一跃成为极高关注度的国家机关官网，这得益于其第一时间发布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办的重大案件等信息。这一做法，改变了以往大案要案信息主要由新华社首家披露的方式。
经过一系列机构调整，中央纪委变得异常繁忙。多位中央纪委工作人员说，“这两年是最忙的时候，周末也经常加班。”尤其在中央纪委公布周案后，一位内部人士表示，“最近变得特别忙，领导多次开会要求我们‘慎言’。”
这一系列改变，为中央纪委带来巨大改观。有观察者认为，这些改变让中央纪委的职能回归设计初衷，但也有媒体将之称为“最强大”的中央纪委。（部分内容节选自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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