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去台湾，在国民党党史馆查档案，遇到一位台湾女子。她谈及近年前往大陆的感受，大意是：以前大陆穷的时候，她也曾慷慨解囊，但这几年大陆经济腾飞，开始不把台湾人当回事，见到她总说大陆在“援助”台湾云云。言下颇有一股怨气。
我颇能理解她的这种感受。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迟缓，失业率高企，通胀严重，一向有优越感的台湾人，突然在大陆人面前失去颜色。这种阶层和身份的落差，没个几十年的时间沉淀，在一般人的内心留下失衡情绪是在所难免的。香港近年也有类似情状，自由港居然限带奶粉出境，而且可以出现监禁两年这样不成比例原则的罚则。《苹果日报》刊登暗讽大陆人为“蝗虫”的广告，以及“蝗虫歌”和手举“蝗虫”图牌的反内地人游行，都在彰显这个自认文明的城市的矛盾之处。
以前他们只是瞧不起内地人，现在则增添了又嫉又恨的心理因素。这几天成为互联网上最热话题的内地幼童香港街头便溺事件，背后即可能有这种心理因素作祟，从香港媒体人传到网上的视频标题强调是与“强国人”的冲突，即可见一斑。
在大陆，虽然没有那么细化的规定，但显然也是禁止随地便溺的。只不过，与公厕设施的缺乏和文明程度相关，这种行为相对比较普遍，且能为社会风俗所接受。香港则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便溺事件，看上去是一次文明的冲突。依据香港的《公众洁净及防止妨扰规例》，任何正在照顾或看管一名12岁以下儿童的人，不得在没有合理因由下，准许该儿童在街道等公共地点大小便。香港简易程序治罪条例规定，在公共场所随处便溺可处罚500元或监禁三个月，但法律假定10岁以下儿童没有犯罪意图，小朋友不在此限。依此，只要有“合理因由”，儿童在街头的便溺是可以免予处罚的。从现场视频可知，幼童家长在被拍照后一直解释，卫生间排长队，孩子已等不及，但几位香港青年仍不肯做出妥协。
让两位家长愤怒的最重要原因是，香港青年拍摄了幼童便溺的照片。这可能对幼童身体隐私构成严重侵犯。报警是幼童家长夺走相机记忆卡后发生的事情，谁知道这个香港青年要拍照做什么用？幼童家长要求查验照片内容，也具有合理性。正是就此进行争执，引发了进一步的冲突。一个很显见的事实是，即便幼童当街便溺失当，路人甲或报社记者也没有权力对其进行拍照，事涉幼童的身体隐私。无论在大陆还是香港，这应能达成基本的共识。你可以批评幼童父母文明素养低下，但对更为严重的拍照行为及其后的蛮横态度却不置一词，至少是一种选择性失明。拍照和现场助阵的香港青年，以及将有幼童面部形象照片在网上传播的人，像极了道德卫道士，在为所谓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挺身而出时，却浑然不觉自己是一个更大不文明的制造者。
如果没有宽容，他们就会和那些举着“蝗虫”图牌上街的香港青年成了同一类人。后者讨厌内地人，就像内地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大城市人曾那样厌弃乡下人，不仅因为他们不卫生，还因为他们影响了所谓的城里人经济收入。他们表面上自视文明高人一等，但内心焦虑于自己将被滚滚的经济发展车轮碾压。
一切都将过去，时代并不属于那些封闭的身份焦虑者，无论是语出粗鲁的台湾部分反服贸者，还是以文明的名义唱起“蝗虫歌”的香港青年。他们也无法代表我认识的那么多友善的台湾和香港人。
（韩福东知名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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