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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发廊女苟丽在卖淫过程中被嫖客杀死的事件。本来这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但报道以《发廊女的前世今生》为题，大篇幅地为读者描绘出一个深爱丈夫的年轻女子如何为生活所迫而外出卖淫的悲惨遭遇。令人动容的是，即使是在那样毫无尊严的生活中，她依然保持着对亲人、对生活纯真的热爱。

　　有良知的媒体这一次提醒我们——那些我们故意要去忽视、去遗忘，甚至引为羞耻的数百万性工作者，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底层民众中的母亲、妻子。她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格、尊严、追求和爱。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的悲惨人生也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她们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命运，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因素——贫穷。

　　这些性工作者，和作为凶手的那个民工一样，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口不是这个社会的少部分，而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显然，这种贫富差距正是“苟丽”式悲剧的直接缘由。

　　一部分人比另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即使贫富差距较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剥夺了贫困者发展的机遇、堵塞了贫困者发展的路径，那就会出大问题。贫穷不是罪恶，制造可持续的贫穷才是一种罪恶。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贫困，恰恰就是这种结构性的可持续贫困。

　　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并例举了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18种制度。如土地产权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处于社会资源分配上不利的位置，也同时剥夺了他们再发展的机遇和能力。其结果就是财富的极度不合理分配——目前我国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

　　何况这种由制度设计所造成的差距是动态存在的。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固定的差距，而是随着制度的动能不断增加，贫富之间的距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只不过这是一场自行车和汽车之间的悲剧性赛跑。不同阶层之间发展能力、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上的差距每一天都在拉大。底层农民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

　　那些和苟丽一样有着温情幻梦的女子，在其还没有进入到发廊之时，她们的人生就已经是悲惨的了。苟丽和她老公分别挣到每月300元或350元。显然这无法维持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的基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才能交换到自己的生存。但他们有什么可出卖的呢？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不值钱；想出卖自己的知识——却早已因贫困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教育；最后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人格为生。卖淫、偷盗、抢劫，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最初的爱好，而是在试过了所有其他路径都被堵死之后的无奈抉择。

　　我因此而理解这些由体制所造成的绝对贫困者的抉择——因为他们身无长物，只好贱卖自己的肉体、安全、尊严等代表了人类高贵特性的一切事物。而那些有幸没有落到如此地步的其他阶层，则用冷漠的灵魂面对这一切，并且时刻警惕着、远离着那些绝对贫困者。其实，要拯救一个发廊女，这个国家不需要《复活》中聂赫留朵夫高贵的自我牺牲，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像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发展机遇。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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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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