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低素质”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水平、适应新工种方面，还体现在法律意识方面，更体现在自我克制方面。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别人的城市里不断地痛苦挣扎，诚实的劳动没有换来应有的收获，而是备受欺凌。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他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现代快报》9月5日报道）20岁的打工者阿星同样来自农村，他好不容易挣脱老乡网、没做吹手党，却在被工厂主管欺凌的情况下，激愤之余挥刀杀了工厂主管。两人的杀人事件见诸报端之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尽管我们知道，对他们的同情不能遮蔽血腥？这是一个理性、和谐社会起码的共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杀人之后会引起普遍的同情？这些个人悲剧之后，整个社会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怎么样才能使得阿星、王斌余之后，不再出现类似的第三人？

　　有论者认为，王斌余似的悲剧只是冰山之一角，尽管这似乎有夸大之虞，但撇开阿星、王斌余这样极端的做法，类似他俩的遭遇对许许多多的新生代民工们来说，都并不陌生，他们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由于长期的体制原因，农村和农民处于被剥夺的境地？那些通过现代传媒发现了精彩的外部世界之后，兴奋地走进城市的农村青年们通过眼见为实的亲身体验，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被剥压感。但是，以他们的教育和阅历，是不会和制度较真的。他们只想以自己的劳动，换来应有的收获，过上“理想”的生活。但是，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并不容易实现？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中，同种岗位“因为歧视因素”占39%——对这些他们虽然不满，但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是即便是最低的要求也往往得不到满足：已经廉价的劳动不被尊重，欠薪不说，往往在讨薪的时候还会被暴打，在这样无良的“富人”面前，由于缺乏教育的原因，也由于平时郁集的不公、委曲无法排解，往往缺乏理性和克制，“激情”杀人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呢。

　　仅就讨薪而言，主要有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两种，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理应诉诸国家机器。如果法律不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如果职能部门无法高效、有力地替农民工作主，那么似乎就只能通过司法途径。但是，由于他们的被欠薪水相对来说又不大，司法成本又太高、风险太大，他们在权衡之后只能选择放弃这一“看起来很美”的途径。回过头来，要么自认倒霉，要么再退回到以私人方式来解决？比如以命相搏、跳楼相迫，要么，就诉诸暴力，用极端的同归于尽的方式获得“最后的公平”！而这，正是最让我们痛心、也最让我们震惊的方式？这也正是他们深受同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对新生代农民来说，在城里再穷、再委曲，也比农村老家没有指望的挨日子要好？当然，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在农村没有足够收益让他们回到农村之前，“王斌余”们还会在城市打工过生活。然而，他们的低素质又是城市所排斥的。他们的“低素质”不仅仅体现在教育水平、适应新工种方面，还体现在法律意识方面，更体现在自我克制方面。如果社会不公、法治不力不能满足他们的最起码的公平底限，那么，他们说不定哪天就会铤而走险？尽管我们不愿看到这一幕，但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幕：我们必须深刻检讨并付诸行动，才能杜绝“王斌余”们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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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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