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大王郑渊洁最近拿了某门户网站主办的一个博客奖，还在颁奖仪式上大讲黄段子。这番郑氏讲黄段子，不是在圈内朋友的饭桌上，而是在网络直播现场，一个公众场合。因此一些人认为郑氏在这种场合里讲带“黄”的话，让某些女士处在“黄”流滚滚中十分尴尬，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和郑渊洁一样爱好讲黄段子，而且喜欢即兴创作，在朋友圈内有点小名气。那时我刚从一个政府机关离开，去当记者。不过我讲黄段子有一种自觉，要有人提议，并征求在场者尤其是女士的意见才敢开讲。

　　在机关里，我过了好几年言必讲大词，唱高调的生活，身边的同事也是如此，大伙儿常一本正经地坐在会议室里，一个赛一个尽拣《雷锋日记》里面那类语言讲话。而私下里在一起喝酒，许多人就比着谁的黄段子讲得最精彩。而且我发现，越是有着善于宏大叙事，能把领导要求的公文写得花团锦簇的人，黄段子讲得越好。我想，讲黄段子是否一种放松？或者说对自己脸谱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反讽？黄段子，抑或成了时代的大众寓言？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生活在“冷战”期间东欧国家的主人公在那种泛政治化的环境里，在要求人们言说千篇一律、符合流行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化中，一种显示自己思想还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无奈而又安全的方式，就是在讲话中更多地用性来隐喻现实生活。所以我们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托马斯，几乎能把他对所有事物的看法和性联系起来。

　　《笑林广记》成书于明代，里面“黄段子”不少，收集这些段子的是大才子冯梦龙。我们知道明代在两千年帝制时代中，是十分推崇名教的朝代，朝廷用纲常伦理来治国，士人出仕扬名靠的是所谓的“道德文章”。可是那个时代色情文学又大行其道，大儒们一面在上表中阐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君子之道，另一面写着“一树梨花压海棠”、“乌个头发白个肉”之类艳词。

　　后来，我之所以疏远了黄段子，不是自己某一天受到教育，要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远离低级趣味的人”，而是觉得找到了更好的言说方式，不需要讲黄段子来释放。我是看郑渊洁先生的皮皮鲁系列长大的，那个时候郑渊洁最佳的言说方式也许是童话，童话无疑有着很强的寓言功能。是否这个时代童话的寓言功能在退化，而黄段子比童话更合适用来隐喻？没问过郑渊洁先生，不知他是如何看的。

　　我一向不认为黄段子和下流、低级可简单地画等号，它和陕北信天游中处处可见的“酸曲”一样，是有着其产生的特定文化背景。但是此人之药，却是他人之毒，在郑渊洁先生等人看来，讲黄段子也许是种很合适的言说方式，对有反感黄段子的人尤其是女士来说，就是不尊重甚至有性骚扰的嫌疑。讲黄段子还是要分场合，因为你是在传播，而传播就不能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好恶。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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