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党纪严于国法、国法高于党纪，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意味着执政党向现代治理的转型。不再是“最高指示”就能主导所有事务的社会了，不再是行政命令就可调动一切资源的年代了。只有依靠法律的手段，或许还有经济的手段，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更好地治理这个社会。
十八届四中全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依法治国。而执政党党纪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正是一个需要辨清的问题。
党纪与国法关系问题，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关于“通奸”的讨论。在这一轮的反腐风暴中，官员落马的原因，屡屡可见“与他人通奸”的表述。对此，中纪委在官方网站发布文章，称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规定，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却有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党员违法必先违纪。
党纪严于国法，这应该成为一个常识、一种共识。《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党是两个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然是先锋队，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约束。而法律则是底线要求，是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接受的行为准则。
党纪严于国法，并不是说党纪可以凌驾于国法之上。相反，党纪是限制在党内的，适用范围更小。现实的案例，也体现了党纪国法的辩证关系。同样可以用这两年来最为抓人眼球的反腐举例。
一般而言，“老虎”“苍蝇”们落马之后，走程序有两个阶段：党内处理和司法程序。虽然很多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但如衣俊卿，则仅做免职处理；如赵智勇、张田欣，也仅是受到开除党纪、降职的“党内处分”。其中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未达到违法的标准，但却已是违纪。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受党纪处分，却不被国法处理。
对于党员而言，这一身份决定了你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不仅要遵守国法，更要遵守党纪。前段时间，一些地方“裸官不得进入拟提职考察名单”的新闻，曾激起极大关注。其实，迁徙自由本来就是公民权利，更何况裸官还只是妻子儿女迁居国外。但这样的规定，是一种党内规定，若有意见可以申诉，也可以选择放弃党员身份、放弃党内职务，否则还是“在哪个坡，唱哪个歌”好了。
研读一些党内规定也能发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可由公民自由选择的任意性规范，在党的纪律中，却被定为命令性、禁止性的义务规范。比如，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各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各种案例，不乏大操大办各种婚丧嫁娶、乔迁履新者。从法律角度来说，自由消费是公民的权利，但对党员来说，这项公民权利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其实，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习近平在履新之初，就已经明确提出过。2012年12月4日，十八大召开不足一月，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就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组织”所指，当然包括党；“个人”所指，则肯定也包括党员，而“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的要求，无疑给出了党纪与国法孰轻孰重的答案。
党纪与国法的深层次关系，却不仅止于谁更严、谁更高，而是二者之间的互动。恰如邓小平所说，“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党纪不仅用来规范党自身的内部行为，更是为了保障国法得到切实的执行。今年9月，在全国人大60周年、人民政协65周年的两次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都强调了“三位一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关键。让党纪与国法相辅相成，达到依法治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是实现这三者统一的关键。
应该说，党纪严于国法、国法高于党纪，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意味着执政党向现代治理的转型。不再是“最高指示”就能主导所有事务的社会了，不再是行政命令就可调动一切资源的年代了。只有依靠法律的手段，或许还有经济的手段，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更好地治理这个社会。这或许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大命题的深意所在。（文/金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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