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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您好,我的问题是……

曾经有一年,负责点名的新闻官员看起来确实已经指向我,当我就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淡定地站起来时,发现其实人家指的是我身后的《人民日报》记者。估计当时我脸色很难看,会后有朋友电话谈论我当时的不耐烦。

  在我跑全国两会的那几年,每年最想干的事儿之一,就是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个问题。

  每次记者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其地板与主席台之间是由斜坡连接的,这被戏称为总理的“上坡路”,它在中文语境中有“上升”的意思,亦有要努力“爬坡”的味道。每届的总理都要走着“上坡路”,接受各方媒体的提问。


总理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召开。

  曾有一次我认为距离提问已经很近了,我不断用短信把自己所处的位置发给在总理旁负责点名的官员(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收到了很多类似短信)。眼看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总理温家宝突然说:“大家要不饿的话,我愿意再回答一个。”

  我热切的目光投向台上的人大新闻局局长——然后总理说:“我希望最后一个问题给外国记者。”好吧,最后获得机会的是美联社记者。

  还有一年,负责点名的新闻官看起来确实已经指向我,当我就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淡定地站起来时,发现其实人家指的是我身后的《人民日报》记者。估计当时我脸色很难看,因为会后有千里之外的朋友用电话告诉我,电视直播了我“很不开心的表情”。

  实际上,作为市场化媒体,能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是少数,提问机会则几无可能。简单统计下就知道:以总理温家宝过去10年间的记者招待会为例,一场招待会下来,一般有13个问题,其中外国媒体拿走一半,港澳台媒体拿走20%,大陆媒体只有30%的机会。

  然后,中央电视台每次都有,剩下获得提问机会多的,依次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偶尔还有《中国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都是中央媒体。

  虽然如此,但每年很多同行还是一早就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排队,夸张的甚至4点半就会到。不过到会场后你会发现,无论你跑得多快排得多早,前两排的座位还是被一些中央媒体提前一天就贴条占据了。

  有经验的老记者会干脆放弃中心区,独占左侧边角位置,因为会后总理一般会从这离场,可以方便去握手;中心区左右两边的一竖排位置也是抢占点,因为电视直播时,镜头习惯在这个地方扫过——抢不到提问,总可以露个脸吧?

  很少有提问者会潇洒地背诵问题,大多数都是念写在笔记本上的问题,因为再老练的记者也有紧张的时候,尤其是现场照相机闪光一片,起身忘词的几率太大。记得有一年《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提问时就是如此:一阵尴尬沉默之后,他拿出笔记本,哗哗地翻页找问题——以国家的名义保证,我提这段,肯定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抢”过我的提问机会。

  记者会开到最后,这边发言人刚要说结束,记者们就已准备奔到前方跟总理握手。虽然对政治人物保持客观的距离是同行们的本分,但政治欢腾此时早已无法避免。负责安全的中南海保镖们最头疼——既要让总理能握到记者们的手,又不能让记者挤到总理,反正我就被警卫局的小伙子们拎开过。

  还有同行好奇地走过去看总理面前的桌子上摆什么,其实不过一杯茶、两支铅笔、10余张用来记录的纸张和一块湿巾,有人干脆把总理在台上用过的湿巾拿走了。当时我被深深震撼,不知道说什么好。

  继续回到我自己。虽然知道不可能向总理提问,但每年我都会准备几个问题,因为一个记者虽不能期望奇迹,但当其来临时,绝不能没有准备。当然奇迹终未发生,我只是留下了一年又一年的招待会请柬。

  这事儿最后终于有了突破,2012年的时候,同为市场化媒体的《财经》杂志获得了提问机会。虽然事后有人说为什么问得不温不火,但我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提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

  我期望出现更多的“奇迹”。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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