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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原来很多地方大员们对中央部委主导的某些法律规章虽有不满,但因为还有求于各部委,大多也就私下抱怨抱怨。如今卸任去了人大常委会,过去的顾忌不用在乎了,说话最猛烈直接的,往往是他们。

  与普通人把一月看做“跳槽月”不同,对高官来说,一月是“转正”月此时各地方召开“两会”,诸多代省长们在当地人代会上纷纷正式上任,去掉“代”字。

  有新人,自然就要有故人。换成组织语言,有人接了更重的担子,就要有人“退居二线”。

  大部分正省部级官员在“退居二线”时,都会归于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而且往往是省委书记去人大,省长去政协:比如此前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和省长林树森同时到点卸任,石宗源去了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而林树森则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做了副主任。


退居二线的省部级官员们依旧在发挥特长。图中左一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

  不过总体上,以省长位置直接“退居二线”到全国政协的官员并不多见,因为大部分省长后来都升任省委书记或调任部委去了,少有直接卸任二线的。

  虽说是“退居二线”,但对一些拥有固定特征的高官来说,这种“二线”反而是更重要的任用。

  就全国人大来说,一些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区主席往往会升任副国级的副委员长。比如这一届的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此前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而蒙古族的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此前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一般来说,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这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们都有机会晋升为副委员长,历史上甚至曾经有4个少数民族干部都获任的情况。

  除了上述少数民族领导人,绝大多数到人大的高级官员,都分布在其9个专门委员会中担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当然,如何安排,有其惯例。

  民族自治区的干部们自然进入了民族委员会其主任委员按惯例必然是少数民族高官。而副主任委员中,曾在自治区任党委书记的汉族干部也经常出现,但因为不是少数民族,虽然按惯例,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但和民族惯例碰到一起,就只能当副主任委员了。

  法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事关专业,往往都是颇有专业背景的专业高官,本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具体立法事务的机构)的原主任胡康生,而上一届亦是原国务院法制办主任。

  除了上述特点明显的两个委员会外,剩下的专业委员会,多体现高官们的专业。比如,公安部(多为正部级的副部长)、最高法(多为正部级的副院长)、国安部等系统的高级官员多获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过有意思的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则是由该系统出身的高官担任,这两届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和原重庆市委书记。

  财经系统的高官们集中进入了财经委员会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因为此前长期在财政部任职,所以还是去了财经委员会而非惯常的科教文卫委员会。

  地方领导们的分布多以地域为考量,比如四川、山东、吉林这样的农业大省的大员被分到了农业和农村委。广东和福建的高官们,因为地处侨乡,多出现在华侨委员会中。

  另外重要的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们,几乎每个专门委员会都会有一个退役的上将。不过除了原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在内务司法委员可以视为“专业对口”外,其他将军们的安排看起来难说有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若论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确实要数这些官员。原来很多地方大员们对中央部委主导的某些法律规章虽有不满,但因为还有求于各部委,大多也就私下抱怨抱怨。如今卸任去了人大常委会,过去的顾忌不用在乎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块垒也有了表达的必要所以在讨论法律草案时,说话最猛烈直接的,往往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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