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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八大时代:既要政治日新 更要生活如常

事实上,有关政治与新闻之间关系的困惑经常会跳出来。我多次参加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几乎每次总理走后,台上他留下的纸张甚至湿巾,都会被同行冲上去当纪念品拿走。

  有个朋友说我的专栏是“憋着笑的人在装模作样谈正经”。我说你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新华社的通稿“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或者《人民日报》的社论“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总之,我认为是在夸我,差点热泪盈眶。不过这期,我准备谈点感伤。


十八大期间参加集体采访的记者(李鑫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大家都知道11月8号是十八大开幕的日子,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天还是没资格“全球瞩目”的记者节——不少同行自己都忽略了,没忘的,估计也是在领导的勉励下,过一个“忙碌而有意义的节日”。

  这是时间上一次简单的巧合,但中国政治和新闻的紧密关系却肯定不是巧合。

  中国的记者,是最尴尬的群体之一:媒体的功能之一是为了让让权力受到监督——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过,要“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但记者在监督权力时,又往往要依靠另外的权力给予的支持和配合。

  于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是:我们要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得要有更多政府的朋友。

  一次我去某省做一个官场监督稿,事先获得了该省领导的认可。随后,我以“领导客人”的身份获得了一路绿灯——没人敢对我的提问躲闪,一个试图隐瞒的县长被市委书记直接打电话勒令接受我的采访,当地官员全程陪同配合,细致到每天早晨准时敲门叫我吃早餐。

  稿子后来揭露了该省官场的种种不作为。但我知道,揭露的前提,都是一个开明领导的默许和支持。

  事实上,有关政治与新闻之间关系的困惑经常会跳出来。我多次参加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几乎每次总理走后,台上他留下的纸张甚至湿巾,都会被同行冲上去当纪念品拿走。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感受,但我想在领导人都杜绝了“个人崇拜”的今天,估计总理也希望得到的是记者平等的尊重但不是狂热的追星。

  事实上,对中国的记者来说,困惑的远不仅如此。

  有一年记者节,新闻出版总署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当年记者被打频繁,作为主管部门的版署觉得要给与重视。参会的除了官员和媒体老总,我是惟一的一线采编代表,轮到我发言时,心想说的直一点顶多落个“基层同志觉悟低”,不至有啥大事。

  我说记者被打是外界的侵权,但更厉害的是体制内的扭曲:媒体现在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困难的报纸怂恿自己的员工去收采访对象版面费,回头出了事却被报社一句“个人行为”而丢弃——你不能挣钱的时候让记者“开动脑筋”,出事了就说自己要“坚持原则”。

  而某些地方司法机关(这是过去多年记者监督的重灾区),对记者往往下手极狠,以实际上早名不副实的“事业单位员工”的名义按照公职人员判处记者“受贿罪”,“受贿”几十万的记者比受贿几千万的官员判刑都重。

  我说自己说的不算好,但我想说,更多的还没说。

  其实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另一件事(嗯,我特别喜欢这个句式,每次都用):几年前我追寻一个贪官的发迹史,寒冬的凌晨守在楼下堵其家人。瑟瑟发抖中,接到朋友短信:“快看电视《马大帅》,正到精彩处。”

  当时的我,对该短信甚觉无聊。多年后才明白,其实深夜蹲守采访对象和窝在沙发里看《马大帅》,都很重要。

  是的,我们总在报道这个国家的革新或奋起,却往往忽略自己的欣喜和忧伤;我们笔下总是“政治日新”,但我们身后,也应该“生活如常”。

  所以,在今天,这个记者节和十八大开幕相遇的今天。我加着夜班,看着窗外璀璨灯光,祝福所有奔波在会场或同样奔波但都进不去会场的同行——不管你们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愿大家在加完夜班走完夜路之后,都能回到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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