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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民国:坎坷法治路上的那些大案

   民国刚一成立,孙中山就宣布“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经由初成法治大厦的台阶,一批一批的法律人走上法庭,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而微的司法案件,不断扩大法律应用的空间和边界,实践司法的独立与公正。法庭也试图取代暗室、街头或战场,成为公共议题的合法、理性的争论场所。每一个大案,每一次法庭辩论,都成为不同主张和不同利益的公开讨论。
   然而,刚刚脱胎于帝制的老大中国,推行法治知之不易,行之尤难。一个独立、公正的法庭,试图独存于乱世,直如筑于沙滩上的楼阁。民国的司法精英们,一面要在法庭上应对诉讼对手,另一面更要拚力抵挡庭外那些看不见的手。司法独立和法治在政治无常和强权人物的插手下,有时能够取得胜利,有时则荡然无存…【我来说两句


姚荣泽案:民国独立审判第一案,管辖权之争

   姚荣泽杀害两名同盟会员,在革命者复仇的怒吼下,沪军都督陈其美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下,将其引渡到上海准备军法从事。司法部长伍廷芳依据《临时约法》保护司法独立审判的规定,认为陈越权。他说,派何人为裁判官,何人为陪审官,都属于司法内职权,不由外人干涉。法庭效仿西方设陪审团,允许申请回避。完备收集证据,并由原被告双方律师庭上辩论,甚至可以请外国律师。陈其美讽他是博取虚誉,他再将审判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一一讲来。最终,姚荣泽案依司法程序公开审判,判死刑后,法庭还给了他五分钟最后陈述…【详细

罗文干案:“三进宫”背后的司法独立战争

  罗文干时任财政部长,众议院指控他在“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中受贿和伪造文书。总统黎元洪未经合法程序越权逮捕之。京师地检审理此案,告发者拒绝出庭对质,已得证据和先例支持无罪,罗获释。直系11省将领都声讨罗文干,还有三千人上街游行,罗再次被捕。然而司法官在细致地调查取证后,未发现犯罪证据,释放。众议院又通过决议、司法部长以命令方式拘罗。京师乃至多个省份的司法人员因反对而被撤换,但他们以约法中“任中法官不得解职”为依据,顶住议会和行政干预,罗文干无罪释放,司法部指令检察官上诉,高等审判厅不予审理…【详细

陈独秀案:危害民国?一个革命者的自白

   陈独秀被捕后,文化教育界呼吁从宽处理,地方党政界要求速决以极刑。时值民国由军政向训政过渡,非现役军人不得受军事审判。他才没像李大钊那样经军事法庭速决,而是进入普通法庭审理。遂有了控辩激烈的交锋,检方指控他“危害民国”,陈独秀辩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国民党亦曾“叛国”…【详细

 
往期回顾

刘玉春案:审判“反革命”

   刘玉春是军阀吴佩孚的将领,奉命防守武昌城阻止北伐军,血战之后被俘。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北伐胜利掀起了全国革命浪潮,苏联模式的司法改革取代了移植西方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的观念。“人民公判”,农民商各界推出参审员插手法院审判。为了回应“民众”对刘玉春顽抗的严惩要求,司法部专门制定出一个《反革命罪条例》。这一案件被直接定名为“反革命案”。刘玉春也许做梦也不曾料想,他们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人民审判”的“反革命犯”的鼻祖。尽管,考虑到军事上争取北洋军阀倒戈,刘玉春案审而不判。但“反革命罪”却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后来蒋介石演讲:“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他充分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谁就可以封任何人为“反革命”,就可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将司法政治化,是该案始料未及的遗产…【详细

七君子案:救国无罪终获释

    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等七人因组织救国会,批评国民党政府,鼓吹抗日救亡而被捕。此时反革命罪已取消,但危害民国罪尚在。七君子多次陈情抗日救亡被拒之门外,他们与中共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却联系畅通。而且,他们还组织多次群众运动,包括上海最大的一次借鲁迅葬礼组织的救亡游行示威。支持日商工厂罢工成为压垮救国会的最后一根稻草。七人在被羁押4个月后方被正式起诉。检察官罗列十大罪状,辩护律师做出十项答辩。审判长与七君子的交锋也颇精彩,比如,审判长问沈钧儒:“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不久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在各方营救下,七君子最终被具保释放。同年,以危害民国判刑的陈独秀也提前释放。救国无罪、批评政府无罪、自由言论无罪,历史做出了正确结论…【详细

侮辱总统案:有时司法也很牛

   1915年袁世凯以江苏民政长官应德宏有盗用公款嫌疑,欲治其罪,但受理的大理院民事第三庭庭长朱学曾依法对该案预审调查后,并未发现证据,于是不顾袁世凯授意宣告应德宏无罪并释放。袁世凯对他不肯迎合己意,训饬“该推事株守法例,守法太过。”朱学曾成为民国坚持独立审判的典型代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操纵选举,组成“安福政府”,推举徐世昌为总统。《民国日报》刊发了一篇“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称段祺瑞是政客徐树铮之父,而总统徐世昌是徐树铮的私生子。安福系大怒,指令律师穆安素控告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要求关闭该报,并判负责人邵力子和叶楚伧徒刑。叶楚伧当庭辩称,是以文字游戏对政策上的批评。辩护律师继称:按照宪法,人民由言论自由,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该案判被告各罚100元告结。安福系目的落空,又大失面子…【详细

施剑翘案:法理与民情的对决

   施剑翘的父亲被直系军阀孙传芳杀害,她卧薪尝胆十年后“为父报仇”杀死了仇人。控方认为近世以来,国家进化,法律颁行,子报父仇已不适用,否则,法律失效,社会秩序不堪设想。辩方却认为其女为情思所激,方有报仇之举,据春秋之义,父受诛,子可复仇。故施剑翘的刺杀行为,情有可原。施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弱女子,尽管她身后的关系并不简单,但是对方是个曾经杀人无数的大军阀。小女子和大军阀的地位差距,博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全国各地的工商妇女等团体纷纷请命对她免于处刑。施剑翘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基于法律条文而被规定出的“罪”,全然不被社会接受。就连法学家胡宝蟾都提出,“论法还是要讲理,讲理首先还是要推情”。平民百姓乐去的剧院,更是纷纷把施剑翘塑造成孝女、侠女的形象搬上舞台。她最终被判刑,但很快被国民政府特赦…【详细

 
 

辛亥掠影——寒民
那些无官无权、无财无势、无发言权亦无行动力的百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面临什么,选择什么?大多历史记载都不情愿投注目光于此,所幸仍有少数图像记忆,使今人尚可窥得一鳞半爪。

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部 20世纪20年代 上海 现代照相制版方法自1839年被发明后,便被广泛应用于印制层次丰富的图片。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多台照相制版机器可以同时工作,满足繁忙的业务需要。

路边小景 1860年-1862年 香港 几位妇女坐在路边轿子前缝补衣服。

轿中的女传教士?约1894年 泉州 外国女传教士正准备外出传教。基督教于鸦片战争后期的1842年传入福建,1856年传入泉州,并先后在泉州形成了以不同差会为背景的许多宗派。

甘肃东部清水村民正在听留声机 1925年4月11日

图片来源:刘香成《壹九壹壹》

《亲历中国革命》:外国视角记录的辛亥革命

   该书初版时间距辛亥革命爆发不到半年,是迄今为止最早记录辛亥革命的准确文字;近100张照片,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作者埃德温·J.丁格尔作为上海《大陆报》的记者就住在汉口,目睹了革命发生初期的种种情况。他利用特殊的身份,奔赴在汉口、上海和南京等地,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与起义最高领导人及清廷官吏都有过密切接触,探寻政治幕后的消息,撰写了大量独家新闻。他亦是最早访问武昌起义都督黎元洪的外国记者…【详细

《百年辛亥》:大变局中的小辫子

    本书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等学生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进一步靠近现场,看到一幅幅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时代的呼吸,重新认识那场改写历史的革命 …

《共和国教科书》: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傅国涌按:现在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终于来了,期待“新学制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也能早日问世。这些老课本成套重印,对今天僵化的中国基础教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百年后仍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些教科书,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是不会过去的。老课本中有新生命,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些老课本如今也成了我们的传统。这些教科书它首先是围绕着“人性”,而不是围绕着“党性”、朝廷、某个军阀的权力,它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到了高小阶段,有介绍华盛顿、孟德斯鸠、卢梭的文章…

《辛亥残梦》:用不一样的历史和故事反思

   从传统士绅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股肱良臣相继辞世、亲贵弄权、后科举时代士人的出路问题、编练新军、变调的新政、民族主义勃兴等不同视角切入,对武昌起义前的晚清社会政治生态以及此后辛亥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等作了深度探索,对晚清覆亡的深层原因作了富有创见性的总结。故事开头是长沙抢米,朝廷、地方政府从中直接获益,而士绅阶层既能以地方政治资源从新政中分得一杯羹,倒霉的则是无法承受这种剧烈经济波动的升斗小民,会党分子乘势倡乱遂成风潮,风潮波及外国势力的洋行、教堂,又让事件的走向增加了变数。各路要角尽数登场,只欠革命党点石成金,将“民变”变成革命…

尹钛:民国司法独立审判之殇

   像袁世凯一人对司法独立既可以存之(如杨荫杭一事),又可以毁之(如张振武、王治馨等案),端赖政治利益是从。而杨荫杭等法官坚持司法独立一时可以逞志(罗文干案中的法官亦复如此),一时却被解职(如许世英案),毫无一定之规,何况大多数法官并无坚持的意志与勇气。原因无他,"功夫在法外",政治无良,司法亦无独秀之理。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否认"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观念,司法反成政治工具(典型如刘玉春案),所以陈独秀"危害民国"案,任你章士钊辩护起来头头是道,司法胳膊终究拗不过政治大腿。司法独立有如池中游鱼,社会宪政观念乃池中活水,政治之"势"即为池苑,"势"既不存,水已泄尽,而鱼成木鱼矣。司法独立绝非法官一个群体所能肩负,反需人人争取。诚如胡适所说:"争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详细

托宾:我是独裁者我也会禁书

    我给报纸写文章,写爱尔兰的经济、政治,另一部分是我的小说写作,一个纯粹的文学空间。我上次来买了两幅吴冠中的画,我知道吴冠中对中国社会也有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但在他的画里面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看法。他的画就是关于光线与空间,对称性,纯粹是一些艺术性的问题。作为个人,他当然对社会有看法,但这些都没有体现在他的绘画里面。《布鲁克林》其实也有一定的政治性,这个女孩因为爱尔兰经济衰败,所以离开到了美国。但是文学作品既不是写今年也不是写去年的事情。诗歌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是,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展开想象,那却是一个非常有力和有意义的事件。所以希特勒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都焚毁了,十年后他开始烧人。你无法知道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想什么,那是发生在想象里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独裁者的话,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禁书…【详细

李承鹏:治国家犹如治小区

   美国太穷了,中国太富了。美国政府快破产时,我们的政府在过去一年税收8万个亿,未来的一年9万亿。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13万亿,到时每个人头顶着“一万”的纳税证明,是清一色的十三“一”麻将阵型。但并不是很多的人想过,美国政府虽然穷,要是奥巴马随便可以收点月饼税、改名税、拥堵费,顺手再成立一发改委把所有石油公司收为合众国长子,房产公司收为义子,把天天跟他较劲的议员们收买成犬子,这个政府就会变得很富。奥巴马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美国就像一个住着很多蛮横业主的小区,政府是业主选出来的物业公司,总统就是物业公司聘来的总经理。那些业主一会儿嚷嚷物业费太高,一会抱怨下水道堵了,一会儿命令物业经理带着保安打外面的流氓,忽然又改主意,大肆批评经理天天打流氓花的钱太多……这挺娱乐的,美国总统在小区外跟英雄一样,在小区内跟龟孙子一样…【详细

颜强:伦敦没有倒计时

   伦敦城里,要找到和2012奥运会相关的标志,实在太难。海德公园里,倒是立有一个伦敦奥运会倒计时钟,去年卡梅隆政府大幅提升学费,引发大范围学生游行时,学生们就曾经想要围砸这个倒计时钟。今年政府削减公务员,公务员游行,又有人要围砸倒计时钟。最近几次民调,奥运支持率,在这座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里,总是无法超过50%。“没谁关心这事,”我的同学伊弗斯告诉我说,“人们关心的还是所得税税率、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奥运会是一个奢侈的玩具,伦敦现在不需要这样的喧嚣。”许多重要场馆,居然都是临时建筑,例如容纳观众人数超过12000人的篮球馆和体操馆,完全是从国际租赁市场上租赁而来的简易建筑材料搭建而成的,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后,整个场馆都将拆卸一空,然后将这些建材退还给国际租赁市场即可。伦敦2012组委会,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只能去租…【详细

专题策划:搜狐评论 责任编辑: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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