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李玉堂是革命投机分子。他早年来港，黑白道上混了几十年，算得上是码头上的一位大哥。他资助陈少白闹革命，其动机比较复杂。他在自由的香港做生意，也许认为革命成功对他更为有利，内地如果民主化，做生意会更好做。这多少有点投机的色彩，但总体而言，他不是投机。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悲，他不可能去资助革命党人。
    当他看到报馆被封，亲身体会到满清王朝的顢顸与残酷，才毅然决定组织人马保护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被动加入的。资本家被政府压迫久了，迟早会资助革命，这是避免不了的。香港的资本家如此，内地的亦然。在中国闹革命，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孙中山当年为筹款四处奔波，若不是南洋华侨和港澳资本家支持，难以举事。

    张学友饰演的杨衢云，革命资格比孙中山还要老，他去筹划惠州起义后，孙中山才接任兴中会会长。后来清廷悬赏三万元要他的人头，他潜伏在香港以教书为业，直至被刺。杨衢云被刺，不仅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反而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这恐怕是清廷料想不到的。
    专制政权在日薄西山的最后关头，总是显示出气急败坏和无计可施的样子。暴力是他们唯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他们不知道人心早已不在自己一边，或者说，人心就从来未曾在他们一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这是个除了暴力和金钱外一无所有的政权。职业革命家面对的环境就是如此。倘若没有慨然就义的准备，这碗饭，可真不好吃。

    陈少白是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执着而坚韧，甚至不计手段。他明知道李玉堂老来得子且不愿让儿子加入革命党，但还是偷偷给李重光革命书籍，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必须是接力式的传承式的，必须有年轻人出来承担。这成为他后来最大的矛盾所在，因为李重光要求的程序正义，正是他陈少白教的。
    他请求李玉堂资助革命，也有忽悠的成分。如果我们翻开孙中山当年的语录，会发现很多说法特别不靠谱。他说几年内铁道修到十万公里，如今的铁道部说要2020年才能达到。就如同陈少白和杨衢云描述的民主，也是看不见的。
    陈少白说，“从你给革命花第一块钱开始，你就是个革命党了。”最后，花钱不算，儿子也牺牲掉了。但从李玉堂的心理看，革命他出钱就行了。现在这个样子，多少有点被挟迫的意思。从今日看来，这确实很残酷，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要来关心你。

    李重光是这么多人里唯一有激情懂理论的革命青年。他热爱行动，敢于挑战权威，上街散发传单示威演讲，都是一个血脉贲张的形象。这样的人，才能为革命献出一切，但是这样的人，恰恰又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最不能轻易牺牲。很不幸，中国就是如此，你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不仅发生了，而且比想象得更加糟糕。 导演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即便年轻人手中有枪，但仍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不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意思，而是革命各司其职，枪杆子在谁手上，笔杆子在谁手上，好歹得有一个分工。这样的仓促上阵，徒劳无益。
    李重光跟父亲这样的父子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都是年轻人跟老年人讲革命道理，老年人拒绝改变或者满足于现状。但是事实上，老年人不是不明白，而是对于现状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领教过专制政权的手段。

    至于其他年轻人，基本就是革命的炮灰。方红从未看过孙中山的书，也没见过孙中山这个人，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牺牲。可以说是为报父仇，但这也是革命的副产品而已，他的父亲也不过是想回到老家；王复明，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端倪，这位出身市井的民间莽夫，空有一腔热血，只知道中国要崛起，不能受欺负，革命者们告诉他怎么做他就跟着做了。沈重阳的牺牲更与革命无关，至多算一个潦倒盲流的浪子回头，更何况他要保护的人只是李玉堂，只是顺便起到了保护孙中山的作用。至于李家忠心耿耿的家奴阿四，怀着报恩的心理和“娶阿纯为妻”的愿望，不会去想更不知道革命的后果和意义。
    炮灰们怀着改变个人命运的目的，最终却陷入了更加难以自拔的境地。

    阎孝国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喝了洋墨水，但反而更加顽固。洋学堂没能教会他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人我们看上去似曾相识。按理说，留洋回来的人，会对中国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与西方的比较也更直观一些，但是他没有。他也不是贪恋专制政权给他的特权与金钱，而是顽固的认为中国人就不配享有民主，不配建立民主政权。
     这与当年的保皇党也不一样。康有为是说中国客观上需要一个信仰上的唯一领袖，作为国家之象征，也是从专制过渡到民选之间的一种过渡，他觉得需要循序渐进。阎孝国则不是保皇，他可能连君宪制都不会同意。他说自己不是愚忠，这我相信。他实则要表达的是，中国民主后会大乱，会不可收拾。而他们，将有一套治国平天下之策。现在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熟悉，所以我们才需要警惕留洋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