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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革命与围城

来源:红网 作者:秦嘉
2009年12月31日14:28

  2009年的国产大片基本都集中在最后两个月里,一时间让人眼花缭乱。烂片就是烂片,一般都烂得有口皆碑。唯一可圈可点的片子就是《十月围城》。这部片子筹划了10年之久,其间经历无数波折,最后能拍出来,已可算是奇迹。就题材看,这部电影颇有出新之处,同盟会当年的故事至今甚少人知。尤其是中华民国肇创前、上个世纪头十年的历史,已经湮没很久了。

  编剧把孙中山进入香港这短短几个小时作为叙事背景,很容易把故事的真实时间与影院时间同步,极易把观众带入场景,可谓用心良苦。几个演员也都非常卖力,让观众揪着一颗心从头到尾。这部电影中,满地的鲜血就是革命的真实写照,或者当年的景况更甚于此。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早期国民党的一贯信条。

  革命有时候是请客吃饭,但大多数是枪林弹雨,是高墙大狱。这部片子展示的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我的一位朋友评论道,为所谓革命的最高利益,不惜牺牲万千生民的性命,一切用暴力说事。恐怖是关键,仍然是贯穿始终的叙事逻辑;革命是唯一、最高的正义,在革命的崇高目的下,一切都是手段和工具。这相当陈词滥调,血腥暴力被渲染到无以复加。为孙文当替身,跟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撤有何不同?

  我以为,对于具体情景之理解颇有可商之处。100年前的中国,知识界刚刚开始睁眼看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尚且在酝酿之中,后世的自由主义更是无从谈起。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尚且缺乏对国家、民族之理论修养,个体权利当然也是付诸阙如。以传统观念观之,不过又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之事,牺牲自然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片子中,几个主要人物中,除了李玉堂与陈少白外,都为革命而牺牲。导演选取演员时,似乎都给演员赋予了一类人群代表的身份,以表明推翻帝制运动其实是各阶层各阶级共同努力的结果。姑且不论史实如何,这种设计还是很有说头的。

  资本家与革命投机——李玉堂

  不能说李玉堂是革命投机分子。他早年来港,黑白道上混了几十年,算得上是码头上的一位大哥。他资助陈少白闹革命,其动机比较复杂。他在自由的香港做生意,也许认为革命成功对他更为有利,内地如果民主化,做生意会更好做。这多少有点投机的色彩,但总体而言,他不是投机。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悲,他不可能去资助革命党人。

  当他看到报馆被封,亲身体会到满清王朝的顢顸与残酷,才毅然决定组织人马保护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被动加入的。资本家被政府压迫久了,迟早会资助革命,这是避免不了的。香港的资本家如此,内地的亦然。在中国闹革命,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孙中山当年为筹款四处奔波,若不是南洋华侨和港澳资本家支持,难以举事。

  革命先驱的命运——杨衢云

  张学友饰演的杨衢云,革命资格比孙中山还要老,他去筹划惠州起义后,孙中山才接任兴中会会长。后来清廷悬赏三万元要他的人头,他潜伏在香港以教书为业,直至被刺。杨衢云被刺,不仅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反而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这恐怕是清廷料想不到的。

  专制政权在日薄西山的最后关头,总是显示出气急败坏和无计可施的样子。暴力是他们唯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他们不知道人心早已不在自己一边,或者说,人心就从来未曾在他们一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这是个除了暴力和金钱外一无所有的政权。职业革命家面对的环境就是如此。倘若没有慨然就义的准备,这碗饭,可真不好吃。

  职业革命家的鼓呼——陈少白

  陈少白是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执着而坚韧,甚至不计手段。他明知道李玉堂老来得子且不愿让儿子加入革命党,但还是偷偷给李重光革命书籍,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必须是接力式的传承式的,必须有年轻人出来承担。这成为他后来最大的矛盾所在,因为李重光要求的程序正义,正是他陈少白教的。

  他请求李玉堂资助革命,也有忽悠的成分。如果我们翻开孙中山当年的语录,会发现很多说法特别不靠谱。他说几年内铁道修到十万公里,如今的铁道部说要2020年才能达到。就如同陈少白和杨衢云描述的民主,也是看不见的。

  陈少白说,“从你给革命花第一块钱开始,你就是个革命党了。”最后,花钱不算,儿子也牺牲掉了。但从李玉堂的心理看,革命他出钱就行了。现在这个样子,多少有点被挟迫的意思。从今日看来,这确实很残酷,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要来关心你。

  革命青年的苦恼——李重光及其他

  李重光是这么多人里唯一有激情懂理论的革命青年。他热爱行动,敢于挑战权威,上街散发传单示威演讲,都是一个血脉贲张的形象。这样的人,才能为革命献出一切,但是这样的人,恰恰又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最不能轻易牺牲。很不幸,中国就是如此,你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不仅发生了,而且比想象得更加糟糕。

  导演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即便年轻人手中有枪,但仍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不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意思,而是革命各司其职,枪杆子在谁手上,笔杆子在谁手上,好歹得有一个分工。这样的仓促上阵,徒劳无益。

  李重光跟父亲的对立也很有意思,这样的父子关系,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都是年轻人跟老年人讲革命道理,老年人拒绝改变或者满足于现状。但是事实上,老年人不是不明白,而是对于现状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领教过专制政权的手段。

  至于其他年轻人,基本就是革命的炮灰,比如方红和王复明,从未看过孙中山的书,也没见过孙中山这个人,他们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而牺牲。方红可以说是为报父仇,但这也是革命的副产品而已,他的父亲也不过是想回到老家。炮灰们怀着改变个人命运的目的,最终却陷入了更加难以自拔的境地。

  留洋左派的奴才哲学——阎孝国

  阎孝国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喝了洋墨水,但反而更加顽固。洋学堂没能教会他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人我们看上去似曾相识。按理说,留洋回来的人,会对中国问题看得更加清楚,与西方的比较也更直观一些,但是方没有。他也不是贪恋专制政权给他的特权与金钱,而是顽固的认为中国人就不配享有民主,不配建立民主政权。

  这与当年的保皇党也不一样。康有为是说中国客观上需要一个信仰上的唯一领袖,作为国家之象征,也是从专制过渡到民选之间的一种过渡,他觉得需要循序渐进。阎孝国则不是保皇,他可能连君宪制都不会同意。他说自己不是愚忠,这我相信。他实则要表达的是,中国民主后会大乱,会不可收拾。而他们,将有一套治国平天下之策。现在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熟悉,所以我们才需要警惕留洋左派。

责任编辑:李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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