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湘凡第一次参加高考是1987年，那是一个一切都跟理想相关的年代，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高考这座独木桥也因此特别地拥挤。当时全班60多人，只有10多人通过了预考，其中就有曹湘凡，但最终却和大多数人一样失意于象牙塔外。1988年，曹湘凡卷土重来，却再一次遭遇滑铁卢。在他们那个1000多人的村子理，当时只有他一个人高考，按照他说的“不光是代表我一个家，一个村的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人人都看着我。”而支持他屡次参加高考的原动力，就是“在这个社会，不高考，农家子弟没有什么出路。高考就是社会层次的切割刀。”【详细】

    高考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功能。其实我国的高考改革和国外的高考改革相比，难不在于设计高考改革方案，而是高考所承担的功能很不一致，我国的高考承担了诸多非教育功能。不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还进行初步的社会分工，更关系到户籍、社会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农村孩子只有通过高考才能获得城市户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一个普通公民要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就需经过高考的门槛，在就业中寻找一个收入待遇高的行业。【详细】

    他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起床坐公共汽车去上课，下午又早早离去，直到深夜11点后才能回家。而到了高考前的一个月，他便请假，一心辅导众多考生。但他不想再专职辅导高考学生，尽管这项工作的收入远高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曹湘凡固执地认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如今，他强烈地渴望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各种保险和养老金，比如教师和公务员。他担心：“如果没有保障，万一我出了车祸怎么办？”可惜的是，他已经超过了报考公务员的年龄。

    1990年元旦前，高考屡次失败的曹湘凡不得不回到湖南家中。他在村里跑来跑去，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还到处发表演讲，慷慨陈词：要在村里修敬老院，铺设火车轨道，修建飞机场，减轻农民负担，等等。“读书读傻了。”村民们摇头叹息。父母则偷偷抹泪，后悔不该送他读书。他被诊断为“躁狂症”。后来曹湘凡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考上了大学，不是农村人了，像做梦一样。”病一好，曹湘凡照旧参加高考。由此可见，曹湘凡真的“病”的不轻，做梦都想跳离农门，固执地认为“高考就像农民每年都要割稻插秧一样”。
    不过，农民每年割稻插秧都能换来丰收，而曹湘凡收获了什么呢？他甚至都比不上范进。在当时的考试环境下，范进中举后是真的改变了身份，既能得到功名也有利禄可图。而曹湘凡花二十年时间考上大学，以现在就业的激烈程度，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要想胜出，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等待曹湘凡的只能是一个渺茫的前景。

    13次参加高考、耗费20年青春换来一张大学文凭，但即使毕业也找无法按照自己期许的进入国家单位工作。曹湘凡的悲剧在于没有认清这样一个事实：读书考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改变人的命运，但那是在国家统包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越往后，这种作用就越小，尤其是在大学扩招以后，大学毕业往往就意味着失业。
    投简历没回应，报考公务员超过了年龄。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自我定位是“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曹湘凡的经历告诉世人，清楚自己的现状，选择自己能达到的目标再去努力也许更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