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官员
职业经济学家出身的盖达尔出名在政界：他在叶利钦的第一任政府里先后担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到副总理等职。1992年下半年年仅35岁的盖达尔担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成为当时俄罗斯经济政策事实上的总设计师。这位享年不长的学者型人物担任政府要职的时间不过两年零两个月，从政的时间也不过12年零两个月，但就是如此短暂的政坛履历，却让他的名字永铭史册，或者换言之，永远和争议联系在一起。
盖达尔与“休克疗法”
盖达尔的恶名源于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这个改革导致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储蓄贬值，改变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但也完成了该国经济主体的私有化。大规模私有化还导致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手中，俄罗斯从此进入“寡头政治”时期。“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付出惨重代价。GDP总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民族工业遭受灭顶之灾，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整体水平倒退了二十年。社会两极分化空前加剧，治安恶化，大批优秀科研人才远走他乡。昔日的俄罗斯帝国一夜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
政治妥协的牺牲品
“休克疗法”让俄罗斯几乎陷入休克，昔日的红色帝国只剩下一个病恹恹的躯壳，街道上充溢着愤怒和绝望的失业人群。1992年底面对一个对当时叶利钦政策非常不满的议会，盖达尔的总理提名一直没有通过，他最终作为政治妥协被叶利钦以切尔诺梅尔金所替代。
自由的经济立场和保守的政治立场
盖达尔对市场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坚定信念。他改革的全部目标就是建立起一套新的市场体制，然后利用任何方式巩固它，并且由此保证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他认为对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罗斯而言，只要经济继续发展，都市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增强，民主就会自然降临。作为经济学家，他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但是他作为技术官僚，却以维持社会经济的秩序为最高天职。
叶利钦政治路线中的一个棋子
作为代总理，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其实更多的充当了叶利钦的工具：当改革向前推进时，他们可以证明叶利钦用人得当。当改革出现争议时，他们可以被推到前台，替叶利钦承担责任。但一切改革的措施，不经过叶利钦的权力背书，都是无法推进的。而叶利钦本人所要考虑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正确与否，而是如何在与反对者的权力游戏中谋得平衡。机会主义政治的妥协游戏被带入理想化的改革方案。 盖达尔作为叶利钦政府中的政策执行者，其实并非政治风向标的真正舵手，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入阁，推动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叶利钦政治路线中的一个棋子而已，目标就是以经济改革来推动政治结构的急转弯。
毁誉参半的改革者
对于盖达尔领导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俄罗斯社会有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盖达尔让俄罗斯经济迅速摆脱了苏联时代的阴影，功不可没，至于“休克”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历史，因为面对一个外债1200亿美元、内债1万亿卢布，整个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的俄罗斯，任何人都未必能做得更好。而反对者认为正是“休克疗法”让整个俄罗斯“休克”了差不多10年，更有人指责他是导致苏联灭亡的罪魁之一。普京在其去世后，歌颂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梅德韦杰夫则只是低调地称呼他是“出色的经济学家”。
技术官僚型政客的通病
技术官僚型政客的通病，在盖达尔身上一览无余。他信奉自己所熟悉的理论，他需要毫无保留地贯彻依据这些理论所制定的政策。然而，这需要说一不二的威权权力来实行。叶利钦当然是个铁腕人物，但他要治理的是个刚刚解体的新俄罗斯，一切政策被打折扣，一切权力被限制，是这个新俄罗斯的根本特征。所以，被打折的盖达尔改革是新俄罗斯的胜利，当然，也可以说是失败所在。
技术官僚成为不公正的代言人与执行者
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在俄罗斯转型最初两年所经历的，反证了转型的复杂艰巨，更印证了机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技术官僚结合的失败。 由盖达尔这样的技术官僚所主导的激进市场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政治问题缺乏彻底反思，这些技术官僚们表面上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与实践者，但是他们又无法看到政治的深层逻辑，而且还经常拥有一种天真的政治幻想，认为渐进的秩序改良就会抵达民主的重点，于是拼命地以维持现有秩序为己任，结果反而成为另外一种不公正的代言人与执行者，而这正是那些“政治强权人物”内心所最为期待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