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中央第五巡视组的首站就是重庆。
那是2013年的5月，当时重庆乱糟糟的，薄熙来案还没有审判。我们巡视组一行到达后，反馈来的都是一些杂乱的信息。接连几天过去了，局面依然没有打开。
怎么办？
经过缜密分析，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在一团乱麻中，反而处处都是节点，必须抽丝剥茧找关键！
很快，在与重庆市公安局一位干警的例行谈话中，局面有了突破。
这位干警在谈到王立军的问题时，突然说了一句：“王立军早就知道雷政富的一些事，只是他装作不知道，关键时候把它们拿出来要挟雷政富。”
此时，巡视组的例行谈话已接近尾声，听到这句话，我们小组的同志顿时兴奋起来。
“王立军在雷政富问题上拿人家一把，目的是要挟对方干点儿什么事，你回忆回忆，他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组里一位有着将近10年巡视经验的老同志追问道。
“肯定是有的，王立军好干这事。常常是一桌人在一起吃饭，王立军当着众人的面，指着某个人的鼻子说，你心里清楚啊！你的事，你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你得好好与我配合。”
这里面肯定有情况。
“那你想想，他手里有没有捏着名单？”
“名单我还真是见过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单？上面大概有多少人？有没有省部级干部？”
“我印象当中有。”
“叫什么名字？”
“谭栖伟。”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精神一振，赶紧追问名单的下落：“你是什么时候见到这个名单的？它现在在谁手里？”这位干警想了想，说：“那还是’打黑’时候的事了，当时有个专案组，组里有个管档案的人，他或许知道。”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这样，从一次例行谈话中我们发现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的问题线索。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找到干警口中所说的“管档案的人”。
时间不等人，得到线索后，第二天我们就通过公安局找到了当时管档案的警察，他是个小青年，穿上警服没几年时间。
一开始此人戒备心很强，嘴很硬，什么都不说。我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对于你，这是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从其他渠道获得了这名单，作为公安干警，你是有责任的。”
他琢磨了一下：“好像有这个名单。”
“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里。”
我们马上向组长徐光春汇报了这一情况。他立刻指示：“为避免夜长梦多，你们赶紧和他一起去拿这个名单！”
就这样，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到了年轻警察家，他竟然把名单存在自家电脑上！把材料下载完毕，我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开始和这位年轻的警察谈心，并严厉指出他的行为过失。一番话说得他心服口服，还主动告诉我们名单上只是记录了谭栖伟受贿的数目，具体的卷宗在一个看守所里。
“走，带我们去！”
卷宗被放在“打黑”时一个看守所的临时办公室里，说是办公室，不如叫仓库。里面堆了好多架子，上面全是卷宗，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
一进门，我们几个人纷纷挽起了袖子，开始一卷卷翻，才找到关于谭栖伟的内容。这些卷宗中，清楚地记录了谭栖伟过生日时，有个“黑社会”头子一次性送给他几百万元。就这样，基本印证了谭栖伟涉嫌违纪违法。沿着这个路子去查，进入纪律审查阶段，他交代了更多的事。
重大问题线索往往藏在细枝末节中。所以，从事巡视工作，必须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
（李倩根据任爱军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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