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刚过，雾霾来势汹汹，让华北大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心肺之患”。北京，启动下半年首个“重污染预警”；河南，部分地区局部能见度小于1公里；天津，21个监测点重度污染……2014年秋天的第一场“霾伏战”挨着黄金周的尾巴打响了。
人民日报的记者深入京津冀各地，在目击雾霾对民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之后发出了三个“追问”：今秋首场雾霾为何来得这么早？治霾“治”出效果了吗？紧急应对举措是否得力？
今秋首场雾霾为何来得这么早？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与人们对雾霾元凶的认知有关。说来奇怪，虽然“呼吸保卫战”已经持续多年，但究竟谁是“霾祸”罪魁至今没有权威结论。刚刚有人指出燃煤造成的“煤烟型污染”是空气质量的头号污染源，马上就有人反驳，近年来相对交通排放，燃煤对雾霾天的相对影响较十年前不但没有增加相反还略有下降；又有研究表示，“汽车尾气”才是罪魁祸首，可又有科研团队报告称汽车尾气所占比例并不高；有人归咎于秸秆燃烧，但农民不答应了，因为农民的作业习惯历来如此，何以过去就没有雾霾呢？
一个问题有多种答案原本十分正常，但在关于雾霾元凶的讨论中，这种众说纷纭却可能让人疑虑：答案之得来究竟是出于客观研判，还是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甚至是为了逃避责任？而不管结论如何，认知的分歧必然会影响行动的选择乃至扰乱治霾大局。
当媒体追问前期的治霾是否治出了效果、紧急应对举措是否得力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对各种干扰治霾的因素逐一厘清，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尽管前期治霾中中央和各地都拿出了巨额资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迅即见到显著的成效。大气污染由于其特殊性，其危害不限于一城一池，而治理也注定不是一朝一夕。面对雾霾，人们恐怕需要做好艰苦准备，而艰苦的程度或许远在往日预料之上。
所谓艰苦准备，人力财力物力之外，首要者在于必须打破封闭的地域观念和部门各自为战的传统。一直以来，每到雾霾频发之时，社会各界就开始责难环保部门，然而基层多位环保局长却对人民日报记者“大倒苦水”，他们认为在当前环保机制下难以根治雾霾，因为造成雾霾的污染源“环保局长”根本管不了。只要知道雾霾的形成有很多因素，而此地之排放又将影响他处之空气，那么一个地方的环保局长管不了雾霾似乎就不能完全视为卸责之语。既然如此，为了治霾之全局，是否需要对旧的环保机制进行改革？
治理雾霾，可能还要对治理行动给经济带来的作用清醒预判并未雨绸缪。“如果把雾霾彻底拿下，中国经济到底会降低多少个百分点？”虽然经济学界难做确切答复，但可以肯定，雾霾等环境因素已经越来越多进入到经济学界的分析框架，而一个几乎得到所有业内人士认可的判断是：雾霾治理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幸运的是这种负面的影响终究只是“短期”而已。从长远来看，中国治理雾霾的过程就像是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经过这一轮淘洗，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健康、成熟也更富有质量。在经济学家看来，雾霾治理的实质就是中国经济的“去泡沫化”，因此，如果是为了向雾霾宣战，不必为经济增长速度暂时放缓而担心，但对此做好前瞻性准备却不能不说仍然非常必要。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状况，既不急于求成也避免张皇失措，相信会有益于雾霾治理行动的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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