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一向出言谨慎，近来常常公开表达他的焦虑。最新一期的《财经》杂志刊登了对他的专访，他坦陈在为社会空气的“干燥”感到焦虑不安，并表示“不能让一个管理一县事务的县长拿的工资和一个保姆一样多。”柳传志不是杞人忧天，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商人忧官”。
如今的社会，“民不聊生”似乎已成过去，“官不聊生”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县长工资不如保姆”、“公务员收入不如农民工”之类的抱怨与哀愁从未停歇。我们总是被伪命题所裹挟。无论是为官者的叹息，还是旁观者的担忧，实际上不是矫嗔就是多情。
“县长工资不如保姆”或者说“县长工资和保姆一样多”本身就是伪命题。客观地看，有些落后地区的县长工资可能不如有些发达地区的保姆；有时（某个月份等时点）有的县长工资可能不如保姆。同一地区县长的工资不太可能不如保姆，而且从总体上看，县长的工资肯定高于保姆，不可能和保姆一样多，甚至低于保姆。说县长工资不如保姆显然是漠视事实上的夸大其辞，为此而焦虑则显得多余。
再说了即使县长工资确实不如保姆或和保姆一样多也不必为此担忧。用发展、联系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保姆的工资和县长是没法比较的。保姆工资再高也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县长工资再低，也是长期的且有增无减的。如果县长工资不如保姆，那么县长为何不辞职去做保姆？纵然县长工资再低，为何无数人抢着要当县长呢？个中奥妙众人皆知。从当前查处腐败官员的收入来看，“工资基本（根本）不动”已是公开的秘密，工资之外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数额之大有的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无官不腐”，但县长获取额外收入的渠道比保姆多毋庸置疑。因此，“县长工资不如保姆”或者说“县长工资和保姆一样多”都是站不住脚的。
拿县长的工资和保姆相比，其实也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官员是人民公仆的官方表述相悖。仆人和保姆都是服务工作，凭什么县长的工资就要比保姆高呢。县长没有做好人民的“保姆”，就是不称职的“保姆”，其工资就不应高于称职的保姆。保姆背负着被主人随时更换的压力，人民在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权力随时更换不满意的“保姆”。如果每一个官员都像焦裕禄一样是人民信赖的“保姆”，其工资再高也是值得的；否则再低也不值得忧虑和同情。
一份劳动、一份收获。衡量劳动价值不是职位的高低、职业的贵贱。将县长工资和保姆比较背后有着深厚的“官本位”和职业歧视。比较者的潜台词是县长比保姆的职业更高尚，其工资就不能比保姆低。当然，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压力重重的情况下，县长的劳动也很艰辛，适当加薪也是必要的。
“县长工资和保姆一样多”倒也能衍生出真焦虑。譬如，县长工资低了，可能会堤内损失堤外补，伸手向企业要钱。这或许是柳传志的焦虑所在。公众真正需要焦虑的是，县长能否像保姆一样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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