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将至，这个纪念耶稣基督的日子，正日渐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节日”。不过，生活在非西方语境下的中国人，在迎接这个节日时仍难免会生出某种“错位感”。近日，不少媒体便在讨论中国人该不该过圣诞节。在笔者看来，作为非信徒的我们，仍可以使这个“洋节”变得有意义———那是当信念而非信仰成为节日的主题时。

　　法国历史学家曼诺尼将信仰与信念区分开了。任何一种信仰，都建立在某种超越现实的神圣存在的预设上。信念则避开这一预设，它并不与彼岸的神圣世界发生关系，而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只在现实中具有效应的承诺与担当。

　　一个人可以相信各种鬼怪，却并不对之持有信念。同样，一个信念也并不需要绝对性信仰的支持。我们可以对很多事情怀有信念，但并不信仰它们。以人的权利为例，我们可以充满对人权的信念，尽管它在根本上是个虚构。

　　基督教包含了许多崇高理念，如作为慈善的爱、悲悯、牺牲等等。经过作为凡人的耶稣基督和代代基督徒的躬亲实践，它们得以在现实中不断播散。换句话说，这些理念并不由一个全能的上帝来终极性地给予保障，而是需要人们不断地为之奋斗，并不断地失而复得。

　　根据曼诺尼的区分，哲学家齐泽克在《论信仰》一书中，提出了“没有信仰的信念”的主张———人们明知那些理念在实质上的脆弱，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仍对其持有信念。由此，齐泽克呼唤继承基督教中的“唯物主义遗产”。

　　而问题是，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有一个普遍主义的内在目标，即“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殊不知任何“普遍性”，恰恰是由“例外”所构成。“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这句陈述，本身在逻辑上就意味着“那些不是兄弟的，便不是人”。换句话说，一个信徒是不能展开对信仰本身的反思的。

　　这样，在不同信徒的各种信仰共同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而只要这种信仰的方式不改变，那些通过文明对话来寻求全球伦理的方案，都注定徒劳无功。晚近，世界各主要宗教代表曾共同起草了一份《世界伦理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大力推动一项“普遍伦理计划”，联合国甚至把2001年直接命名为“世界文明对话年”。但恰恰就在这个“文明对话年”，发生了改变世界的“9·11”事件。

　　而当策划袭击的“基地”竭力把对世贸中心的攻击渲染为一场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圣战”，小布什政府也立即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定义为所谓的“新十字军东征”，并随后提出“邪恶轴心”说。而在一起又一起的恐怖袭击、一场接一场的“反恐战争”之后，文明对话的实践与普遍伦理的计划，终告夭折于无形。

　　这里，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于，信仰转化为信念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可能性本身，正是由不竭的实践来开启的。当非基督教背景的人们初次接触基督教，他们往往不会被那些完全陌生的故事（如处女生子、十字架受难、死而复生等等）所触动，但却完全有可能被面前这个（些）真诚实践着爱与友善的基督徒所感动。

　　正如一位牧师所言，“世界上的人眼睛看不到基督徒的信有多少，但是基督徒的爱有多少却无一不在世人眼前。”在这份人与人交往的最直接的感动中，那理应是全能的上帝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之爱从来不是理论或教义，而是行动与实践。所以，生活在非西方宗教文化语境下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带着对某个全能绝对的信仰，而充满着信念地去实践作为慈善之爱的崇高理念。

　　也许，在这个后“9·11”时代，我们首先要努力尝试的，是通过自我反思性的批判，树立实践中的信念，对并非全能也非绝对更非神圣的符号性造物———慈善的爱、悲悯、牺牲等等，作出伦理承诺与实践。这个时刻，我们不是信徒，但仍旧甚至更激进地实践着那些当初感动自己的崇高理念。在这个信念的意义上，中国人何尝不能来一起纪念在二千年前率先实践着那些崇高理念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生命的耶稣基督之诞生呢？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