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因其事实夸张荒谬，成为一触即发的热议话题；更因为它极端地演绎了中国人的日常就医遭遇，所以更深层、更全面地揭露医疗黑幕，既而探讨改变医疗现状的紧迫性，成为热议之下不言而喻的渴望。深圳天价住院案，医患双方已于9月达成和解，但还是在震动之中，再次被推进公众的视野。哈尔滨案尚无处理结果，深圳案过程真相亦未彻底明晰，广州本地一桩“高额外购药费”事件，由当事人披露，经媒体调查，正在浮出水面。申诉就医冤屈、揭露医疗黑幕，一时有余波难了之势。

　　不论是550万元医疗费，还是120万元住院费，都是极端个案。普通老百姓拿不出那么多钱，甚至也进不了ICU(重症监护病房)的门，所以自然也遇不到这样数字惊人的事。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已经指出的，这两件荒唐事反映出了医院的办事逻辑：最大程度地发挥医院的信息优势和定价优势，将开药就医实践成为一种缺乏节制的牟利行为。不能说逐利逻辑百分之百地覆盖了全部的医疗领域，但是没有一个愈演愈烈的行业堕落作为空气和土壤，这样“偶然”的事件也绝对不会发生。

　　凡事皆有底线、会反弹。医患之间的强弱之势是客观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患者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一个病人平均一天化验44次，一天输液170公斤，看懂这样的病历记录不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常识足以判断其荒谬。当医方的信息优势突破常识底线，权力滥用突破患方心理底线，患方的维权意识必然爆发。四处奔走、苦读医书的邹建中老人是这样，向院方索取了合理赔偿的深圳诸少侠家属是这样，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当事人翁强更是这样。还有一些良心难安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也顶着行业压力，大胆地为病患说话，为正义和公道说话，比如哈尔滨案中的年轻医生王雪原，比如8年来独自一人坚持医疗打假的上海医生陈晓兰。

　　不论是哈尔滨案还是深圳案，以致涉及数额相对较少的广州妇婴医院外购药品案，在媒体和大众的热烈关注中，相信患方的受损利益最终都可以得到赔偿。但是，这两桩案件已经上升为公众事件，维护患者权益就不再是只针对两家当事人，而是整个患者群体。所以更为重要的，是披露出事件过程中的全部信息、揭露出所有的黑幕。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违法违规人员得到应有的处罚，对整个行业人员有所威慑，起到公众事件的积极示范作用。正如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当事人翁强所说：“我已决定放弃申请民事赔偿的权利，我坚持揭露黑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医院引以为戒，让更多的医生有所收敛。”

　　当然，中国医疗体系的新生最终还要等待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健全，揭露医疗黑幕，终归是一例一例个案，很难从根本上制约医方霸权。但是患者维权的意识，却应该从天价医药费案中得到启发，渐成常态，得到更普遍的发扬。费用惊人会有媒体关注，但是遭遇了小数目的不必要医药费用，一样有其申诉渠道和解决办法。能忍则忍的心态，在事实上也成为一定程度的纵容。法律法规正在日益健全，人们使用法律法规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行动，也应该日益觉醒、更加积极。简单地说，每一个在医院中受了委屈的人，都应该有一点秋菊打官司的精神，即使需要很多“不必要”的付出，还是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