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冠一怒为鞋套。近日媒体热炒孙大午的“鞋套”风波。数日前，我在相关评论中强调“人人都有细心呵护自己生活的权利”，批评孙大午所谓“你们都应该全部灭亡”是“在鞋套里套了善恶的牢”。此文言未尽意，接下来我要做的思考是，孙大午是否具有某种专制主义倾向？或者，一个宪政主义者是否同样会有某种专制倾向？

　　和许多人一样，我知道孙大午，更多是因为这位亿万富翁是位宪政主义者，不时在积极地做些事情，并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一个人从事怎样“崇高”或“卑微”的事业，都不应该让我们在进行社会性批评时网开一面。

　　事实上，在第一次读到孙大午斥责李女士“你们都应该全部灭亡”时，我便已经深感不安，而紧随其后的所谓六千员工大讨论，同样让我想起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里的某些骇人场景。中国有句古话，“非我族类，人人得而诛之”。必须承认的是，今日国人仍多有沉浸于非我即彼的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者。凡我所信仰，皆为真理，奔走呼号，虽九死犹不言悔；凡是我所深恶痛绝者，誓言天诛地灭我杀之。然而，这种错误陈独秀在上世纪初讲“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时便已经犯下了。如果我们仍然奉行此种文化，这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

　　必须承认一种无奈，或许人性使然，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存有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关于这一点，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做了相似而惊世骇俗的剖析。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一旦条件成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同样会做出与古代君王无异的专制之事。这也是我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表达的反向解读，即一切专制主义者都生长于民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寻找民主，要跨越万水千山，回归专制，却只有一步之遥。

　　进一步说，专制主义的猛兽不只是存在于政治之中，更存在于生活之中--人人都是潜在的专制主义者。正是在此语境下，我们更要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从而达到间接改变社会的目的。那种领袖或家长式管理，或在文化道德上高擎大旗试图一统江湖，无疑都与专制主义血脉相连，区别只是程度不同。

　　不无遗憾的是，持时代批评立场者多停留于批评那些主流的、宏大的、居于庙堂之上的专制主义，对上述风行于日常、田野之中的专制主义却不问津。甚至以身处逆境为由，为那些实施语言暴力者开脱，全然忘却此一情境，更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欺凌，不为一个宽容的社会所乐见。

　　援此而论，我们批评孙大午，同样是在批评我们自己，批评中国正在成长的民间社会，提防那种我称之为“田野专制主义”的思维取向。此专制主义是日常的，却不为人们所洞见、熟视无睹或毫无原则地宽容。然而，历史上许多改天换地的悲剧，或曰起义之恶性循环，几曾不是在“田野专制主义”进入权力中心之后的副产品？如果我们不殚精竭虑，务求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这种专制主义的、非我即彼的思维模式，随时省思自己的行为，那么一切革命与转型，至多只能完成如钱穆先生所慨叹的“人事变动”，绝非真正的、积极意义上的大变革与大包容。

　　只是因为一个鞋套，竟上升为一场“文化争论”，而且有人誓言要消灭另一种文化。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把主格缺失的文化当做了护身符或者替罪羊，不过是一节简化版的“文明冲突论”。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史已经证明，那些信奉“文明冲突论”的人，徒受此理论之害，中“自我实现预言”的魔咒。

　　当说，今日中国开放是大势所趋。在此征程之中，各种信念、生活方式同样处于交合与形成之中，人人皆有自属的文化和内生的道德。所以我说，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每个人DIY自己的文化就是DIY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富庶与繁荣，乃至文明可期的成长，都取决于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以及基于主体平等之上的自由契约。

　　西人有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诚如上所思，我们当使那两只可怜的塑料套子走下政治与道德的祭坛，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作者系资深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