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披露的哈尔滨“天价住院费”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强烈反响。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费住院费和外购医药费550万元，最终不治身亡。人们为之扼腕，称这是中国“最昂贵的死亡”。这一事件透视出当前医疗体制和监管机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政府是否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寻求到清除“病灶”，医治弊病的良方，从而使尚未正式确立的医改方案更加完备呢？

　　“医疗垄断”须打破

　　翁家为救老人之命，竟然花费550万元的巨资，这对还处在中低收入阶层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为什么看病这么昂贵？公立医院的垄断经营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据卫生部2003年的统计资料：全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院仅占4％。这说明在近20年的医疗改革中，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局面始终未能改变。由于“垄断”，医疗业界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医疗消费者也只好任其“宰割”。现在已经不只是中低收入者感到“看病贵，看病难”，就连高收入阶层的人也觉得医疗收费“受不了”，翁家向有关部门发出100多封投诉信件，对医院收费提出三点质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破除了“垄断”，就会形成强烈的医疗市场竞争态势，哪家医院收费贵、服务差，医疗消费者自然就不会去了，市场调节的功能自然会在平抑医疗价格中发挥作用。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贵，看病难”也将会趋于缓解。

　　由此可见，医疗改革还须解放思想，拆除“樊篱”，吸引民间资金乃至外资，允许和鼓励多元化医院的发展，同时在政策上给予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期民营医院在竞争中较快地发展壮大，增强其竞争能力。这样，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对医疗事业资金投入的困难。

　　“以药养医”当废除

　　翁家向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7月30日，翁文辉使用各种液体量达87000多毫升，可以装满174个矿泉水瓶，输血94次。这不仅令业内人士贻笑大方，就连不懂医学的人也感到“不可能”，更令患者家属疑惑不解。医生出手这么狠，说明他们像这样“开大处方”由来已久。据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表的审计报告说，2003年至2004年，卫生部所属的10家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

　　是什么原因使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们如此心狠手辣、医院如此肆无忌惮地乱收费？这或许与国家财力的不足，对医疗机构投入有限不无关系。为了缓解医疗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曾明确“以药养医”的政策，允许医院从药品和诊疗中获得适当利润，以弥补投资缺口。这种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做法，导致一些医院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加之监管不力，渐渐地使医院违背了政府办医院的良好初衷，把患者当成了获取利润的资源，以至于看病越来越贵，医患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的负效应过大，最终既败坏了医风医德，又坑害了广大患者，现在已经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了，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带来更加恶劣的后果。期待尽快推行“医药分家”，断开医护人员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

　　“自我监管”不可行

　　医院的医疗行为究竟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监管机制来制约医院的收费行为？从哈尔滨“天价住院费”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还是医疗卫生部门在“自己管自己”。

　　这家医院自己组织的调查组，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结论是：“医院对于该患者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那位医院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纪检书记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居然还说：“我们二院我可以说就是一所人民的医院、一所农民的医院，要用过去的话来讲，就是一所贫下中农的医院，我们就是为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从来不用自己的特权去索取自己身外的任何利益，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够做到。”不管事件的结论最终如何，这位纪检书记的话多少都给人一种“包庇”之嫌，有些像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像是在自欺欺人。

　　对于这类现象，有关人士曾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若把卫生行政部门看成“爷爷”，则“爷爷”怀里搂抱着医院这一自己的“亲生儿子”；若把医院看成是“老娘”，那么，她肚子里怀着纪检监察的“婴儿”，一根“脐带”牢牢牵着双方。上述事实正好印证了这种说法。

　　由是观之，依靠医院内部甚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管医院的医疗行为是乏力的，也是失效的，继续沿用这种“管办合一”、“自己管自己”的监管机制是不可行的。据媒体报道，中纪委已与相关部门联手组成调查组，介入对哈尔滨“天价住院费”事件的调查，卫生部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也于近日声称“将彻查哈医大学附院天价治疗费用案”。但这样高规格的调查组，不可能查及所有的医患纠纷案，关键还在于建立一个相当稳固且具长效的外部监管机制，方可对医院的收费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管。

　　“弱势地位”应改变

　　患者翁文辉去世以后，其亲属说一直没有复印到完整的病历。翁家认为正是因为他们既不懂医学也不知情，才使得各种乱收费不断出现。由于患者大都不可能有全面的医学知识，对病情需要做哪些检查、用些什么药，都是由医生作出决定，患者只能“无条件”服从，一旦有患者或家属想要争取自己的知情权，说不定就有可能招致医生的某些“刁难”或是“暗算”，最终吃亏的还是患者。因而患者相对于医院和医生来说，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哈尔滨“天价住院费”事件中的患者家属就是想到“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医生手中”，因而不敢向医院索要收费账单的。

　　这起事件的背后，隐藏的是医患双方的信息极不对称，患者和家属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为了保障患者及家属的知情权，卫生部曾经规定：医院必须每天给病人结算清单，病人出院时，应该提供完整的病历让病人或家属复印。这一规定在有些医院得到了执行，但在某些医院却是“聋子耳朵”，是否应该将这一规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加以固定，并加大对违者的处罚力度，才能促使其全方位的落实到位。

　　要改变患者的“弱势地位”，还可借鉴国外的经验，让医疗消费者先向医疗保险公司投保，再让医疗保险公司竞标医院和医生，这样医疗消费者就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了群体，就能从以前以“私”对“公”，或者说是以“寡”对“众”的地位转换过来，让医疗保险公司面对医院和医生，代其说话、议价，倘若医院和医生再出现像哈医二院这样的事，那么医疗保险公司就必然将这样的医院“炒鱿鱼”，医院就将一下子失去大批的医疗消费者，也会面临倒闭的危机，一些医院也就自然会提高医疗信用，不会再向患者“保密”相关医疗信息、剥夺患者知情权了，医患双方的信息也就能够对称了。这当然还须要在改革中建立和完善有关机制、市场和法规，才能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