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翁文辉因患体外T细胞瘤，在哈医大二院住了67天，花费550多万元，却没能留住性命。如此天价医疗费，足够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新华社为此发表一篇时评，标题是：医德教育的“活教材”（更应该称为“反面教材”，因为这样的“教材”天天都有，随处可见，大都“鲜活”得很）。读了后，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像一位医学博士呼吁的那样，光靠提高医德治得了天价医疗吗？（据12月5日新华社电）

　　天价医疗费事件，虽然与医生的道德沦丧密切相关。但是，是谁让医生的道德沦丧至此的？于玲范（哈医大二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难道是天生的“黑心之徒”？如果是，这样的人何以能“身居要职”？王雪原（翁文辉的主治医生，正是他以“背叛”的方式揭开了天价医疗费的黑幕）等“有德之人”，为何也会被医院“利用”？

　　　 这些年，一些医院大楼越造越豪华，设备越来越先进，钱从哪里来？说医院是“人民医院”，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但国家和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据卫生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教授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结构失衡，个人负担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提高了37%，政府投入所占的比例却下降了21%，药品收入甚至占到有些医院整体收入的70%（据11月27日《羊城晚报》），医院不得不在“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夹缝中一边“保面子”，一边“填肚子”。

　　而市场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这在医院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将医生的奖金和他们的医疗收费挂钩，逼得“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王雪原语）

　　医乃仁术，大医精诚。一名医生，医德高尚与否，事关病人生死。但是，我们不能企望每个医生都是道德完人，都有道德自觉。再说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虽然有天赋的力量，但受环境的影响，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正如列宁所言：“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而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无赖原则”也认为，在设计、制订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消除天价医疗，不能只靠医生的道德自觉性，一定要有外力的“引逼”——制度、机制的配套。

　　这不是说医德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我们的医疗体制和制度真的规范而完善，那么，即使于玲范是天生的“黑心之徒”，也难有做坏事的机会，更不可能拥有威逼别人做坏事的权力。而像王雪原这样的“有德之人”，不仅不会被种种“指标”所累，还可能变得更加高尚——如果制度安排有缺陷，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可能处处得咎，甚至寸步难行。

　　　 天价医疗事件以最夸张的方式，又一次暴露了老百姓看病难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反映了时下医生们真实的生存状态——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好多时候，一些医生既是对患者的“施害者”，又是不完善的医疗体制和不合理的医疗制度的“受害者”。今后的医疗体制改革，不仅需要“解放”患者，更需要让一些医生“解脱”。王雪原“挣扎于内心的痛苦”，终于说出了事实，但更多的医生呢？他们的内心是否也在痛苦？他们有说出来的动力、勇气和环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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