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堪称一项“中国之最”：550万元没能挽回一位哈尔滨老人的生命。据11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出于对巨额费用的不解，患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11月下旬，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

　　极端之事自然需要有极端处理之法。但极端并不总是特例，而只是普遍之后的一种极致，因此我们需要藉中纪委调查组对于哈尔滨天价医疗费这一样本的剖析，来看清中国医改20多年以来，作为公共产品的医疗卫生行为对于公众的盘剥。我们虽然都知道盘剥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数目。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那样一个数字，550万其实是很少的。同时，也就像卫生部所说的不争论一样，我们也并不是非得藉此去印证医改是否成功，但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的钱是通过一种怎样合理的方式，转移到医疗行业里去的，而我们竟无能置一词？

　　是的，除了医疗对于公众的盘剥，在与医疗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患者是否有话语权，看来已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说的医患信息不对称，也就在于此。以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为例，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天价”得离谱，如果不是患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如果不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则很可能不会吸引中纪委调查组的关注，那么，这样一起事件便会以现有体制下“体内”处理的方式，即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来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存在的弊端，已是人所共知。因此一些医疗体制相对完备的国家，通常由一个第三方的、中立而且权威的部门来处置医疗纠纷，而无需动用像中纪委这样的权力源资。

　　对此番中纪委调查组选择在这一时机适时奔赴哈尔滨之举，我们显然不满足于一个个体的公道，因此，能否给出过去医改20年来的一个整体解构，能否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能否给出一个可以防止类似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中纪委调查组此行所承载的巨大期待。也正在这一点上，中纪委调查组对于哈尔滨事件的介入，应能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依据。 （杨初，湖南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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