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的立场颇为奇特，不问是非对错，而是“同情弱势一方，警惕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按照这个立场，凡是被揭露出来的造假者，都成了值得同情的“弱势一方”，甚至过街的老鼠也该同情，值得警惕的倒是那些喊打的人了。

　　鄢烈山声称不因学术观点上认同于建嵘而袒护于建嵘，但是他的倾向性偏颇到让人怀疑他的眼睛长到了后脑勺，明明是于建嵘一再邀请要我去和他打官司，声称他辱骂我的动机是为了逼我去告他损害名誉权，而鄢烈山却能看成是我“动不动就用‘法庭上见好了’之类的话来堵人的嘴、壮自己的胆，那跟仗势欺人的官僚蛮横地说‘你去告呀’差不多，惹人憎。”反倒是于建嵘没时间、没金钱来跟我打官司。

　　鄢烈山声称：“南方周末的老同事对我说，方舟子出道之初，‘打假’是十分严谨的，对起疑之处反复求证和咨询，多方核查，功夫做得很足；如今俨然‘打假’权威，以‘常胜将军’自居，不免志得意满，似乎全知全能，发表言论就未必那么谨慎了。”老实说，我很怀疑是否真有这么位“南方周末的老同事”，因为我以前虽然多次和《南方周末》合作打假，那也只限于我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和证据，他们对我进行求证的细节并不了解，决不会看出我以前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有何区别。“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或鄢烈山能够看出我现在“发表言论就未必那么谨慎了”，那当然是比我还知还能的，能不能具体指出由我主打的哪个案例中不谨慎之处？如果指不出来，就说人“俨然”“自居”“似乎”，那不过是诛心之论。

　　在接受电视、网络和报刊的采访时，我被多次被问过我以何为生，对这种涉及隐私的问题，我也坦然相告。事实上，早在2001年美国《科学》对我的报道中就已涉及这个问题。鄢烈山真对我的“打假”如此关心，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有疑问，做个简单的求证也不难知道。却仍然污蔑我“以做‘学术宪兵’、发表‘游击’文章为专职”，质疑“至于他有没有闲钱、靠什么为生，我一直不得其解”，这种春秋笔法，几乎和那些污蔑我是受“反华势力”资助、派遣到中国破坏学术界的安定团结的文革笔法没有什么区别。（方舟子）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