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挂了一块牌子，禁止民工与拾荒者入内，引起公众的激烈抨击，宁波九龙湖风景区可能会感到委屈：我自己的地方，爱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你们管得着么？

　　假如事情倒过来，有农民工在自己的窝棚前挂一牌子，上书“富人与宝马不得入内”，估计富人们不会这么生气，看也懒得多看一眼。

　　为什么会这样？在网络上，我们能看到一些为富人们叫屈的帖子。

　　先来看一个例子。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校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女性之所以在理工科领域落后于男性，可能是因为两性之间天生的差异。其实这是一个科学家早已经在研究的科学命题，但是经该校长的嘴巴一说，当场引起轩然大波，一直闹到报纸电视上，闹到哈佛大学董事会，差点让他丢了校长职务。

　　其实，在公共场合骂男人是笨蛋的女人为数不少，她们骂了也就骂了，没有男人追究，甚至还博得喝彩。

　　在抗议哈佛校长的女权分子看来，这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权利问题。这个问题的社会背景是，在这个男性主义中心的世界里，女人们必须嗅觉灵敏，保持警惕，坚持反抗，维护尊严。

　　同样的道理，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透露的，绝对不是一个财产所有和属地管辖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权问题，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在中国人处于弱势、受到凌辱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牌子所传递的，是又一次受辱，随后是仇恨的心理，然后是反抗的本能。

　　与往来于九华山庄的“规格很高”的人们相比，农民工和拾荒者处于社会弱势，对于歧视行为十分敏感。

　　这块牌子所传递给他们的信息，一定也是又一次受辱，随后是仇视的心理。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仇富心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能力强（从而致富或者掌权）的人多半是受到羡慕和尊敬的。仇富心理部分由忌妒和误解造成，但是受辱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对于他们身份价值的否定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仇富不仅让富人丧失安全感，也动摇了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出于人的本性，富人容易歧视穷人，从而导致穷人仇富。因此，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富人素质，检点言行举止，虽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不能全赖于此，还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机制。

　　记得凡·高在成为大画家的途中，不仅为色彩狂躁，也为穷人的生存状态焦虑，他曾经去给矿工们讲福音，让他们相信苦难是一种考验，富人的罪自有上帝去清算。这是很多宗教人士为社会稳定而做的贡献。

　　但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必须有一种社会制衡机制。

　　女权分子对付哈佛大学校长的办法就是一种，他们可以通过女权组织，进行各种抗议活动，直到该校长出来道歉。其他感到受辱的姐妹，通过参与或者旁观这样的活动，将心中的郁闷得以释放。

　　中国民工和拾荒者也应该有这样的释放渠道和制衡机制，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护尊严，并参与社会，而不是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实施继而丧失对社会和谐的责任感和行动能力。

　　□长平（上海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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