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萨达姆，政治意义远大于法律意义，无论律师怎么辩，老萨怎么闹，法庭最后作出的一定会是有罪判决。这一点，法官知道，观众知道，被告人萨达姆心里也亮如明镜。所以，从去年7月的预审开始，他就采取全面不合作态度，在法庭上竭力演绎“悲情英雄”角色。

　　形式上的抗辩仍然需要，可是，单靠刁难法官、殴打警卫，很难引发公众同情。萨达姆打的法律牌，基本效仿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套路，即先质疑法庭的合法性，拒绝认罪，再依托“元首豁免权”脱罪。不过，既然已有前例在先，法庭显然早有应对之道。特别法庭条令几经修订，目的之一就是为免遭合法性质疑。可以说，审判留给人们的惟一悬念，恐怕还是萨达姆的最终命运：死刑，还是监禁？

　　有罪判决一定会和死刑画等号么？不见得。既然对萨达姆的审判是国际、国内政治的延续，定罪之后，如何量刑，就不得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占领方与伊拉克当局的意愿；二是处死萨达姆将引发的实际后果。

　　美国方面，立场暧昧。对总统布什来说，于公于私，都恨不得将老萨杀之而后快。可是，杀不杀，布什说了不算，还得照顾伊拉克国内局势，以及各国盟友的情绪。该不该杀萨达姆，美国的法学专家也一直在研讨，甚至成立了专门讨论该案的博客网站，讨论参与者不乏世界著名刑法学者，譬如国际刑法协会会长巴西奥尼先生，还有亲赴伊拉克，参与培训法官、检察官的迈克·沙夫先生。

　　从讨论结果看，多数专家都反对适用死刑，即便是赞成者，也只赞同让伊拉克国内法庭来决定老萨的生死，正如一位名叫迈克尔·牛顿的教授所言：“让伊拉克特别法庭自主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意义，要比萨达姆本人生死的意义大得多。”

　　美国专家的意见，在2003年草拟特别法庭条令时得以体现。当时美方建议，条令最好不要设置死刑，放萨达姆一马，以获取联合国与英国对审判的支持。可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方法律人员的联合反对。

　　根据迈克·沙夫先生的回忆，伊方当时列出了四条理由：其一，伊拉克是拥有人类最早成文法律《汉穆拉比法典》的伟大国家，死刑自古有之，没必要为照顾别人情绪废弃传统；其二，不杀萨达姆，难以祛除国内平民对“暴政重返”的畏惧之心；其三，对危害人类的严重罪行判处死刑，并不违反国际法，否则，就难以解释当年国际法庭处决纳粹、日本战犯的正当性；最后，不杀萨达姆，有可能重演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因“罪责不均衡”产生的矛盾，在卢旺达，由于国际法庭禁用死刑，导致种族屠杀的决策、指挥者们只被处以监禁，下级官员们却因在规定有死刑的国内法庭审判，而被大批处决。主犯不伏法，下属却遭殃，这样难以服众。

　　上述立场，其实也代表了特别法庭法官们的想法，那就是，以死刑作为暴政的终结，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作为专制与法治的分水岭。问题是，伊拉克现任当权者与法官们，过去都是政治迫害的对象，从情感上来说，把萨达姆绞死100次都不算过分。而这种情感色彩，在审判前已多次流露，甚至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对审判公正性的疑虑。

　　审判前，美国最终改变立场，尊重了伊拉克法官设置死刑的选择，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局势尚在好转之中。可是，对老萨生死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情感与法律，而是政治利益的权衡。是否判处死刑，对决策者就像一次赌博，不到最后一刻，成本与收益根本无法计算。决策得当，则会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曝光罪行，安抚民众，打击抵抗者士气。决策不力，则可能为前统治者挂上“烈士”光环，扩散仇恨，滋生反抗。

　　审判之前，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曾阐述美国立场，即萨达姆的命运必须由伊拉克人自己决定。但是，对记者关于老萨罪名成立，美方是否支持对其判处死刑的提问，发言人并未给予正面回应。当局势在可控范围时，美方能以尊重司法独立为由，放手让伊方自主审判。可是，一旦局势失控，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对审判后果，绝对不会放任不顾。那时候，杀不杀萨达姆，恐怕就不是伊拉克人说了算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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